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二战结束后的近二十年间，韩国在美国的占领和支配下，由殖民统治的状态转而全面引进西方现代民主制，韩国民众开始了基本的民主操练。一直到朴正熙政府前期（1972年维新体制前），可以说韩国民众经历了第一次长期的民主经历。维新体制后，军人威权统治的色彩加深，韩国人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进入第二阶段。民主力量迎来了发展的机会，但此时军人的力量仍很强大。在动荡的韩国政局中，全斗焕掌握了政权，同时也面临着国内民众、反对派和国际上的巨大压力。经过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7年的6月民主化抗争，韩国的军人威权政府妥协，民主化进程启动。1988年，依据新宪法，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卢泰愚开始执政，尽管他有军人出身的背景，但一般都认为它是具有相当民主性质的过渡政权。第二阶段的民主化进程，实际上是一次民主回归过程。本文将对韩国第二阶段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

韩国第二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一般被称为“通过妥协而实现的民主化”^[1]或“移转（transplacement）式的民主化”。^[2]也就是说，它既不同于执政精英主动实现的民主转型，也不同于完全的威权政府被推翻或彻底垮台，而是通过威权政府和反对派的互动和妥协而实现的民主化，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具体而言，在1980年代的韩国，反对党和市民社会通过大规模的示威运动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执政圈内的改革派最终选择了对话和妥协。

一 朴正熙被刺后的政局变动与光州事件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被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刺杀，韩国政局剧烈动荡。国务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务，发布戒严令。11月10日，崔圭夏发表关于时局的特别讲话，指出现在是谋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政治发展的时候了，阐明了政府的方针：在宪法规定的三个月时间内按照法律程序举行总统选举，并将政府移交给新当选的总统，新总统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修改宪法，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维持宪政秩序、发展民主。对于韩国许多饱受专制独裁之苦的民主人士而言，这是结束“维新体制”、恢复民主选举的契机。在新的政治环境中，韩国各派力量纷纷行动起来。11月17日金钟泌与金泳三举行秘密会谈。11月24日，韩国“争取民主和民族统一国民联盟”、“解职教授协议会”、“民主青年联合会”、“维护自由舆论斗争委员会”等社会团体在首尔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要求废除维新体制、民主选举总统。12月6日，代总统崔圭夏在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上当选为第10任总统。次日，崔圭夏宣布废除第9号总统紧急措施，解除了对民主人士金大中的软禁，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同时表示将尽快修改“维新宪法”，进行政治改革，为建立民主政府打下基础。此时，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然而，军方内部的分歧和斗争越来越激烈。这些分歧和斗争的核心在于军部是不是要放弃权力。朴正熙被刺后，崔圭夏任命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兼戒严司令，负责军事管制，任命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为戒严司令部联合调查部部长，负责调查处理朴正熙被刺事件。这样，便形成了以郑升和为首的稳健派和以全斗焕、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李熹性为代表的强硬派之争，前者主张废除朴正熙的维新宪法，结束维新体制，建立民主政府，后者主张维护维新体制，继承朴正熙的伟业。由于郑升和在朴正熙被刺的现场，强硬派认为他难逃干系。据称，“调查越是深入，他的态度越加暧昧和模棱两可”。^[3]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依托“一心会”，^[4]发动“肃军政变”，逮捕了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首尔宪兵司令、首都城防司令等40余名身居要职的军界人士，控制了军部大权。

尽管全斗焕有效地控制了军队，但社会民众的抗议运动不断。特别是从1980年3月末开始，韩国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据统计，从3月26日至5月16日，韩国共有120余所大学举行了2300多次反对军事管制的游行示威斗争，人数超过35万人。^[5]全斗焕此时身兼陆军保安司令、戒严司令部联合调查部部长、中央情报部代部长等要职。1980年5月，全斗焕迫使总统崔圭夏任命了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一批高官，实质性地控制了内阁。在野力量和民主人士对此非常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