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统治印尼长达30年的苏哈托政权最终解体。在民众的要求和改革派的支持下，印尼军队开始进行大幅度职业化改革，逐步以新的军事理论取代了“双重职能”，政府通过加强对军队的干预和整合，相继清除了亲苏哈托的残余势力，通过国家宪政制度的改造，废除了军队的种种政治特权。

一 军队内部改革派的崛起

“新秩序”政权倒台后，由于印尼军队在东帝汶和亚齐等地“侵犯人权”的事件频频曝光，印尼社会要求军队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而改革派的崛起客观上为军队改革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参加过1945～1949年独立战争的印尼军方高级将领（1945革命的一代）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退役，新一代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年轻军官（军事学院的一代）逐渐脱颖而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古斯·维拉哈迪库苏马（Agus Wirahadikusumah）、阿古斯·维德约约（Agus Widjojo）及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等一批军内中高层将领。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但受到了更好的职业化教育，有些甚至曾在国外获得过学位，如阿古斯·维德约约毕业于印尼武装部队军事学院，1988年从美国陆军指挥与总参谋学院（The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又从美国国防大学（The 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获得国防安全硕士学位。先后担任印尼军队参谋与训练指挥学院院长、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战略计划和预算助理、政治和安全事务高级顾问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地区事务总参谋等职，2003年3月退役之前一直在人民协商会议中担任军队和国家警察党团副发言人。

改革派对于要求军队从政治中脱身、“回归军营”的社会呼声予以积极回应，软化军队的高压政策，对民众的民主诉求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如在直接导致苏哈托下台的1998年印尼“5月危机”中，改革派集中的陆军部队基本对群众的示威抗争活动采取了“观望”态度。1998年11月，当学生在印尼国会大厦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时，哈比比向苏西洛求助并许诺如果他能驱散示威学生，就委任其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但遭到苏西洛的拒绝。^[1]

从2000年6月起，军队改革派军官曾数次集会，商讨军内改革事宜。但改革派本身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改革行动计划，本身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也总是前后摇摆。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军队内部改革派的力量涣散，组织也比较松散。

二 军队职业化改革的整体思路

苏哈托倒台后，印尼军队职业化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军队的“双重职能”进行重新审视。“双重职能”作为印尼军队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早在“新秩序”后期就在军队内部引发一些争论和质疑，在印尼军方的一些内部研讨会上对军队“非政治化”问题也进行过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为了疏导印尼人民的不满情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哈托政府对国内的言论控制有所放松。同时，印尼军队也开始出现淡出权力中心的初步迹象。部分地方官员中的军人退伍，不再由军人身份的人任职，全国27个省的地方长官大多开始由文官担任。1967年，肩负“双重职能”职责的官员为25000人，1986年降为13000人，1992年为9500人。^[2]1996年6月，印尼国会通过法案，规定从1997年起，军人在国会中的议席从100席减少到75席，军人也将不再担任内阁部长、国会主席等职务。

“新秩序”政权倒台后，在军内改革派的主导和参与下，军队高层就职业化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模式，力求在理论上对军队的“双重职能”进行重新解释并对新时期印尼武装部队职能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

1998年6月，军方发表“军队与改革”白皮书，表示要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重新看待“双重职能”。1998年9月，在改革派召集的有国内外民间人士参加的关于后苏哈托时期军队改革的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印尼军队未来的功能和作用。会后出台的《印尼军队改革新范式》（New Paradigm）成为军队职业化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宣布印尼武装部队不再参与国家的重要政治事务；

第二，将印尼武装部队的主要作用从“掌控”政治变为“影响”政治；

第三，印尼武装部队的影响将从“直接”转为“间接”；

第四，和文官政府进行分权。^[3]

1999年4月，印尼军方又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报告，对《印尼军队改革新范式》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