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9日晚，正当泰国看守政府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泰国军方在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Sonthi Boonyaratglin）上将的指挥下发动了策划已久的军事政变，迅速控制了曼谷及其周边地区，并通过泰国第5电视台发布了政变声明，其内容主要为：泰国军警组成的“民主改革委员会”（Council for Democratic Reform）决定推翻他信领导的看守政府，推行政治改革；废除现行的《1997年泰国宪法》，解散宪法法院，解散国会参、众两院以及看守政府内阁；武装部队临时掌权，权力将很快归还泰国人民。

泰国历来有通过政变解决政治问题的军人干政传统。从1932年通过政变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到1991年通过政变推翻民选的差猜·春哈旺（Chatchai Chonhawan）政府，泰国前后发生过多达19次的军事政变。不过，从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泰国的军人集团已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政变也开始成为历史的陈迹。那么，时隔15年之后，泰国为何会再次发生军事政变？泰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如何？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 “9·19”军事政变的成因分析

（一）客观条件：2006年的泰国政局动荡

根据民主改革委员会起草并已于2006年10月1日颁行的《泰国临时宪法》序言的解释，“9·19”军事政变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平息年初以来泰国政局的动荡，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防范可能出现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1]

2006年泰国政局动荡的导火索是所谓的“售股丑闻”——2006年1月，根据新出台的放宽外资对泰国电信行业持股比例的法案，泰国政府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家族企业将旗下电信公司49.6%的股份以18.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淡马锡公司，并且利用股票交易收入免纳所得税的政策优惠，进行了巨额的避税。^[2]

对于他信家族企业的这一行径，泰国社会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有关的抨击与责难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其一是指责他信的“政策舞弊”。根据泰国原有的相关法规，电信公司的外国控股比例不能超过25%，但在2005年底，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依靠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通过法令将外国控股比例的上限提高到了50%，从而为他信家族企业出售电信公司股权铺平了道路。虽然根据泰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提高外国公司在泰国服务行业的控股比例势在必行，但问题是随之而来的他信家族企业出售股权的行径，却使得“政策舞弊”具有相当明显的因果印证。其二是指责他信的“损国逐利”。由于他信家族企业的电信公司垄断着泰国的卫星通讯资源，甚至包括军队的通信联络，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将其出售给外国的政府控股公司，显然是有损害国家利益之嫌。其三是指责他信逃避纳税义务。他信家族企业的避税行为从形式上看虽然是合法的，但从实质上看却是明显违背了泰国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信家族企业在股权交易过程中还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比如在家族内部转移股权时并未依照规定向社会公开。由此，泰国的政府反对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他信政治运动。

从2006年2月初起，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非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开始在曼谷接连举行10万人的大规模街头示威，以“售股丑闻”为由要求他信下台；^[3]而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在野党则组成联盟，通过众议院施加压力要求他信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执政党内部以沙努·天通（Sanoh Thienthong）为首的“汪南然”派，也趁机向党主席他信·西那瓦逼宫——文化部长乌莱旺·天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梭拉阿·金巴吞相继提出辞呈，要求他信交出泰爱泰党的领导权。其中，前者是沙努的夫人，而后者则是“汪南然”派的骨干。2月24日，他信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新一轮选举。

不过，泰国的政府反对派对于他信解散众议院的举措却并不认可，认为这不过是他信“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因为对于将在4月2日举行的新一轮选举，无论是他信支持者抑或是反对者都有着相似的预期——他信仍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再次出任政府总理。事实上，他信自2001年执政以来，始终坚持“草根政策”，转变了泰国政府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贯彻落实了“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铢治百病”、“一村一产品”等多项针对农村地区中下层选民的发展计划，并为此向农村地区拨付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