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也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海洋资源、环境与海洋安全攸关日本国运。为此，自近代以来日本就一直寻求确保海上力量和海上安全的大国海洋战略。战后，日本在关注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科技等非军事因素的同时，仍将确保海上力量和保障海上通道安全视为其国家海洋战略的重点。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海洋秩序的重新确立，日本对海洋权益的需求进一步增大，日本经济界、学术界和媒体纷纷要求日本政府加紧制定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政策。2005年11月，日本海洋政策智囊机构——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提交了经过两年多研究后出台的政策建议书——《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2006年12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公布了《日本海洋政策大纲》和《海洋基本法案》，这是日本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首次在海洋政策领域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海上近邻，两国在东海海域存在海洋划界、海洋资源、岛屿主权归属等诸多争端。为此，日本的海洋政策和海洋战略不仅对日本今后推进海洋事务、扩展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也将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以及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息息相关。本文拟在回顾战后日本海洋战略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其内容和特点，以揭示日本海洋战略的本质特征。

一 日本海洋战略的历史溯源

日本四面环海，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海洋对日本的生存起到了天然屏障作用，加之日本长期推行锁国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并没有自主的海防及海权意识。然而到18世纪中后期，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日本人的海洋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加强海防和重视海军建设，并出现了一批海防论者。例如，林子平在1786年写的《海国兵谈》中提到了“海国论”，他认为，“海国必须有海国的防卫”，倡导“开锁国，放海禁，发展海防”。^[1]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指出：“与英国相比，日本位于地球中央，周围环海，交通的便捷远远超过英国。如果幕府下令改革制度、制定军制、宣扬国威，那就丝毫不用惧怕外国，而且还可以不时航行世界各国，以我国义勇精神仲裁各国争端。”^[2]此外，佐久间象山、本多利明等都从海洋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存在利弊转换的角度，意识到了海权之得失对日本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以自卫为初衷的日本“海防论”。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强国目标下，日本开始着手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巩固海防。为摆脱海军及海运落后的困境，明治政府派使节团赴西洋各国考察，1872年日本废除兵部省，设立了海军和陆军省，从而使日本海军完全独立。为加大对海军的资金投入，日本上至皇室、文武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积极捐钱、购买公债。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推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他认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取得制海权，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通道，是成为大国的必经之路。并指出了实现海上霸权的前提条件：国家的地理位置、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性格和政府特征。^[3]马汉的海权论，在日本国内引起极大反响。金子坚太郎最先把马汉的著作翻译整理成《有关海权的要素》呈递给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并呼吁民众“熟读马汉著作，奋发图强，使日本帝国掌握太平洋海权”。1896年，以副岛种臣为会长，由犬养毅、涩泽荣一、小村寿太郎、原敬等为评议员的东邦协会全文翻译了马汉的著作。副岛在日文版序言中写道：“我国是海洋国家，如能熟读马汉的著作，掌握马汉笔下的制海权，日本不仅可以支配太平洋的通商，巩固海防，还可以攻击敌人。”副岛不仅推荐东邦协会的1800名会员人手一册，还将此书呈献给明治天皇及皇太子。

根据天皇手谕，全日本中学以上学校也开始研习马汉的著作。^[4]

将马汉的海权观发展到极致的是前海军军官、防卫大学校教官佐藤铁太郎，他以马汉的海权论为蓝本，发表了《帝国国防史论》等一系列著作，将日本的海洋观念进一步理论化。佐藤强调，日本作为岛国，无论是保卫国土，还是对外扩张，必须以控制制海权为前提，制海权对于岛国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或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生死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