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影响也早已超越了最初的经济领域和层面，深入到了更深层的政治和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不仅冲击和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而且还对一国国内的政治体制、政治发展，以及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转型和重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变革进程的差异，全球化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政治发展的冲击和影响往往充满了悖论和不均衡的色彩。就非洲而言，全球化一方面从整体上极大地推动了非洲政治民主变革的步伐，促进了政治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一些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政治衰败或曰政治不发展。

一 全球化的政治含义

“全球化”，虽然它的最初含义主要指的是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这样一种经济现象，但随着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用“全球化”这个词来表示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1]

从一些政治学家的眼光看，政治全球化似乎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主要表现为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换句话说，政治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球的政治民主化。因为，“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最新一波的政治全球化是自1989年冲破柏林墙、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开始的。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是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2]。

事实上，如同经济全球化最早于15世纪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从西欧肇始就已有之一样，民主政治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也并非当今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政治发展现象。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划分法，早在1828～1926年间就出现了世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约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1943～1962年间出现了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约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而自20世纪末期以来，伴随最近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而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则将全球政治民主推广和扩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3]

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政治民主化也必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国内著名政治学家俞可平曾具体分析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善治”（Good Governance，又译“良政”）。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他认为，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六个：合法性（Legitimacy），即社会秩序和权威应当最大限度地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透明性（Transparency），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责任性（Accountability），即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Rule of Law），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Responsiveness）和效率（Effectiveness）。这样一种理想政治状态被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模式”^[4]。

应当说，这六项基本要素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全球化时代政治模式”的方方面面。然而，这又毕竟只是人们寄希望实现的一种理想政治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美、欧等经济全球化的领跑者和成熟的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未必能不折不扣地做到。因此，就非洲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全球化的政治含义无外乎迅速将其裹挟进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洪流之中。非洲政治发展在整体推进的前提下也出现了分化，那些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做好了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国家正在朝“善治”的方向努力和前进。反之，那些准备不足的国家则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陷入了新的冲突和动荡，政治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二 全球化推动了非洲政治变革的步伐

全球化对非洲的影响集中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由国际金融组织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非洲多党民主化问题上。前者是经济的，后者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