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洲界的限制，走向全球的客观历史进程和必然趋势。目前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上，但也波及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现代民族主义是对民族及其利益的忠诚，以及关于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和运动。从本质上讲，两者是互不相容和彼此对立的。但是，全球化是从民族国家体系中“脱离”出来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加之，民族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成熟、最有效的政治单元，因此，两者又必然地呈现出共存、互动、互补以及代替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现代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对新兴民族国家来说，它是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特别是与新兴民族国家的关系，必然要在现代民族主义中获得强烈地、鲜明地反映。

一 中东现代民族主义的反思

从历时性看，中东民族主义可分为传统民族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两部分。如果再细分，前者可包括中东古代民族主义和中东中古民族主义；后者由近代、现代民族主义构成。传统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主权在神，后者强调主权在民；前者认同朝代国家，后者认同祖国利益；前者主张王朝、臣民，后者主张祖国、公民。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全球化的前身经济国际化对中东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主要特征的形成等均曾发生重大影响，或者说，深深地烙上了经济国际化的烙印。

1.第一次经济国际化高潮与中东现代民族主义形成

所谓经济国际化，是指一国的经济活动超越了国界，从而使经济活动具有国际的内容和意义，其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方面。第一次经济国际化高潮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20年。1913年英国的资本输出规模已达国内年生产总值的90%。20世纪初，德国、法国和荷兰向俄罗斯、中东以及它们的其他殖民地输出的资本不断增加。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描写一战前的经济国际化情况时写道：“一位伦敦居民能够一边在床榻上品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的各种产品。他在同一时刻，通过同一途径，还能拿自己的财富在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的企业中冒险，毫不费力地、顺顺当当地分享未来的果实。”^[1]

尤应指出，当时的经济国际化是在由少数殖民主义国家主导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的框架中运行的。因此，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这一点在中东各国表现尤为典型。殖民主义国家对中东各国的国际投资主要有借贷资本、生产资本两种形式，前者指公债、贷款等，后者指投资开办各种企业（多为非生产领域）。当时，众多的外国银行已完全控制了埃及的财政；土耳其外债累累，每年政府的全部收入约等于当年偿付外债的1/2；在黎巴嫩，铁路、公用事业和银行大体上由法国投资者拥有和经营；在叙利亚，以法资为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此外，殖民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也是极不平等的，例如，埃及被规定只能生产棉花，中东的石油也被非常廉价地、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殖民主义国家等。由殖民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国际化，一方面使中东各国由于受到残酷剥削而更加落后，因此加剧了那里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客观上又起到了破坏旧的宗法自然经济的历史作用，从而使封建专制制度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危机。

中东现代民族主义萌芽于19世纪初叶，形成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它已经历了近二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大致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孕育和形成时期（19世纪初叶～20世纪初叶）；全面发展时期（1905年～60年代末）；困难、挫折及调整时期（70年代初～80年代初）；继续发展时期（80年代中期至今）。毫无疑问，第一次经济国际化高潮导致的中东各民族面临的更严重的生存危机大大促进了中东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中东各国的政治、知识精英认识到，只有中东各民族人民进一步动员起来，形成坚强有力的政治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相抵抗，才能摆脱危机和厄运。因此，埃及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得以最终形成并有所发展。它们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收集和整理民俗，弘扬文化传统；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文化复兴转变为政治诉求，向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