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教育服务的支出目的

目前各界专家和学者都非常关注有关服务型政府的话题。2006年3月，在我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这些均体现出政府在管理方式和管理目标上转向以服务为本的改进思路。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是怎样的？

从字面意义上看，“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这种服务理念在很多层面有不同的主旨和含义。比如在提供行政性服务时，要以方便百姓、更好地了解大多数居民的服务需求为主要的服务理念。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比如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住房）时，则要遵循“机会均等”的思想，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把弱势群体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核心。如此，才能把服务把握在“最大化公共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的范围之内。

当然，服务型政府并不是让政府成为一个全能政府，在各个层面都要由政府来履行服务职责。事实上，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全能的服务政府会造成庞大的政府支出，而庞大的政府支出在对经济总体水平有一定利好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干扰正常的商品供求价格，减少私人部门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扩大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等等。因此，经济学家一般主张政府支出主要应在对市场经济有积极作用的公共投资领域发挥作用。比如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通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途径所实现的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率的改进。

公共教育服务的范围包括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基础研究等领域。其中的义务教育阶段是受益范围最广、政府担负重要责任的领域。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属于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它通过集合全民的纳税收入的一部分，来满足公民的基本教育需求。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教育支出的重心也是机会均等的问题，即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

二 北京市义务教育服务及其机会均等问题

北京地区的小学和中学净入学率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虽然落后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年均增速相近；在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上，则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础教育中教师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的比重以年均6%的增速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小学校接入因特网的比例也已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京地区作为首善之区，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努力程度和投入水平。

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如何更好地遵循机会均等理念进一步发展义务教育呢？从均等或者说公平的角度看，美国社会学者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早在1968年就对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1]科尔曼指出，教育机会均等的发展历程可以认为经历了七个阶段：前机会均等阶段、机会均等阶段、机会均等第一阶段、机会均等第二阶段、机会均等第三阶段、机会均等第四阶段、机会均等的新阶段。

借鉴科尔曼先生提出的七个阶段，结合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这里尝试分析不断接近教育机会均等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的状况和条件。

第一阶段，教育机会均等仅仅是为“特定的人”提供教育服务。也就是说，社会的阶级结构或种族或社会分层等因素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教育机会均等观念。

进入第二个阶段，教育均等脱离了种族、阶级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为“所有的人”提供教育服务。这个阶段，政府提供所有的适龄儿童免费入学接受相同课程教育的机会。

第三个阶段，教育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同时使所有人的机会成本基本均等。在第二个阶段，社会虽然提供了机会（免费入学、接受统一的课程教育），但需由儿童及其家庭来把握机会。也就是说，虽然不同种族、家庭经济背景、家庭社会背景的适龄儿童都有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而言把握机会的成本不同。免费入学绝不意味着儿童的教育成本对任何经济水平的家庭同样为零。在这个阶段，政府致力于为接受教育的贫穷孩子补贴一定的生活费用。

进入第四个阶段，教育均等为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教育服务。这个“同样”又包含两个递进的层次，首先是在“有形资源”上同样，其次是在“无形资源”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