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图书出版业的政策设计

出版社应当真正实行企业化，这是中国出版发行业与国际接轨的关键。目前的企业化并不彻底，企业化程度低成为制约出版业发展的瓶颈。出版体制应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经验均证明，图书的数量和质量与出版社的多少有重要关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版社越多，出版物越多，销售量越大。中国只有573家出版社（北京236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无法比。美国有6.3万家出版社（公司），2004年新登记的出版公司有11458家，比2003年增长5.3%。

（二）自由选择出版定位

由于出版资源的有限性，任何出版社都无法成为“全能冠军”，总是突出一种或少数几种出版方向和服务对象。长期以来，各出版社的出版定位是由行政设立的，“卖菜的，不能卖肉”。这种行政计划模式与市场经济和出版社企业化已经格格不入。政府应当只登记出版社的出版定位，不干涉其出版内容的变化。各出版社的出版定位应在出版社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市场的客观意志的相互作用下“自然决定”。

（三）改变书号资源化

书号成为政府控制出版业的手段，也成为一种行政资源，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75%的出版社都认为书号限制了出版社的发展和图书的质量。由于书号限制，一些好的选题不能及时推向市场，造成读者需求不能及时满足，或错过了市场机遇。儿童读物应每本内容少、版本多，由于书号限制，谁也不舍得为一个小薄本用一个书号，最后就不考虑儿童心理，出厚书。控制书号还造成图书资源管理和市场管理的混乱，国外“一书一号”，中国则“多书一号”，如同全家人用一个身份证，造成极大的混乱。供给青少年读的《百卷文库》，100本书用1个书号。这是中国“特色”，也是出版奇观。限制书号对公民的出版自由也起到限制作用。有些作者很想把自己写的东西出版，并不考虑市场，完全是为满足一种心理需要，他们愿意自己出资。按现行规定这叫“买书号”，不准许，但是这种“不准许”已经与宪法和市场经济原则发生了冲突。

（四）实行出版双轨制

美国的出版业并非全是公司，还有一部分作为非营利出版单位，如大学的出版社、社会团体的出版社。中国的出版社也适合采取双轨制，除了属于党、政的出版单位外，还应该允许社会团体建立非营利的出版单位。至于大学出版社是否作为非营利单位取决于各大学出版社的体制，非营利单位的利润使用应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现有的出版社及新建的商业性出版社一律应当实行企业化管理。

（五）出版社规模两极化

我国的出版社基本都是中型的，既没有巨型的集团，又没有微型的小社。这不符合出版产业发展的方向。

国际出版业一方面是产业集中度高，企业规模化，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出现产业分散化，中小出版公司如雨后春笋，且经营状况良好。这种趋势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值得我们及早把握。过去美国图书出版界的前50名大出版公司的营业额在出版业中占了50%以上的份额。出版公司的购并每年均在发生，到了2004年，主要市场份额由过去的50家大出版商集中到13家出版商手里，其中销售额排前5名的是兰登书屋、哈珀·科林斯、企鹅、西蒙·舒斯特、时代华纳商业图书公司，5家出版商的销售额占了13家的50%。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小出版公司年年有生有灭，2004年达到6.3万家，营业额占据了出版业的50%。大出版公司与小出版公司营业额悬殊巨大，一个大公司年营业额可达数十亿美元，而一个小出版公司年营业额只有100万美元，甚至几十万美元。

中国大陆出版业的企业规模和企业数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较大。2004年中国大陆有573家出版社，在数量上没有台湾地区的出版社多，台湾地区有7437家出版社，相当于大陆的13倍，10人以下的出版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大陆既没有过小的出版社，也没有规模巨大的出版社。为了提升竞争力，近几年组建了若干出版集团，但均带有行政拼凑的弱点，缺乏内在的有机性。

（六）产业走向国际化

发达国家的出版业已成为世界性产业，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瑞士等国的大型出版公司长期参与国际竞争，在海外建立子公司，兼并他国的出版企业，不断扩大海外出版市场，形成了拥有数十家公司的跨国经营的出版集团。他们既在国内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