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救助体系运行中的问题

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北京市逐渐加大了对城市低保人员的救助力度，丰富了救助内容。救助形式从单一化的生存救助模式逐步发展为多元化救助模式，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低保救助为基础，教育、医疗、住房专项救助相配套，临时救助为补充，各项优惠政策相衔接的“城市低保救助体系”。

多元化救助模式的实施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日臻成熟的体现。实践证明，它为低保家庭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保障，成为低保家庭、孤老病残、下岗职工、特困群体离不开的救助来源。但是，随着社会救助体系的日臻完善，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其运行机制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一）救助的无期限从客观上助长了依赖思想

当前，我们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没有规定救助期限，这与大多数已经建立低保制度的其他国家正好相反。那些国家普遍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即对因年老、残疾而退出劳动的群体和有劳动能力的群体实施不同的救助制度。简言之，对无劳动能力者实施“长期救助”，对有劳动能力者实施短期救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过多地依赖救助，影响重新工作的能力。

按照当前的低保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先就业后申请，两次就业不成，才能申请低保。调研发现，因就业不成而进入低保的人占有相当数量。而所谓的“就业不成”，并非没有合适的工作，而是申请者在思想上更倾向于“不工作”，依赖救助。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他们对所推荐的工作不珍惜，不愿承担艰苦的工作，继而以“开医院证明”的方式证明自己“无劳动能力”，进入政府的保障范围。

依赖思想的产生从主观上讲，是不劳而获的思想使然。但在客观上，我们也为这种思想开辟了“绿色通道”，我们没有对“救助时间”进行限定，让这些人有所依赖。

依赖救助的最大弊病在于：它让被保者放弃了自立，使其生活水平最终只能维持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上。同时，它违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当救助不再促进自立时，救助便无效率可言。同时，它与“鼓励社会困难群体自力更生、生产自救，避免最低生活保障中出现养懒汉的弊端”的救助思想背道而驰。

（二）“家庭财产调查”在实际操作中存在障碍

“家庭财产调查”是低保准入机制的重要环节。确定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其结果对审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我们当前的运行机制，金融机构达不到“调查”的要求，社会保障部门权力有限，加之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家庭财产调查”在实践中操作不顺。

首先，调查途径上存在着障碍。在国外，社会救助金的申请和评估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一般由社会保障机构向银行调查“个人账户”。例如，在芬兰，申请救助的人在其银行个人账户上不许有存款，若被发现有存款，社会救助金将被扣除。银行、税务部门可以很方便地了解每个人的真实收入，如发现不良行为（如隐瞒收入、骗保等），个人信誉不仅受到极大影响，严重的还会受到处罚。但遗憾的是，北京市目前还没有建立个人征信体系，这使社会保障的管理工作由于缺乏刚性措施而出现漏洞。

在调查权限上，社会保障机构表面上拥有调查权，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持，调查人员在股票、证券公司进行“财产调查”时，经常遭到冷遇和不合作。在银行无法调查，股票、证券公司和其他社会单位又不配合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机构只剩下“入户调查”这条唯一途径，这种调查也同样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显得软弱无力。结果，“家庭财产调查”在现实中被演变成“生活水平观测”，无法将被保者财产真正查清、查明。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社会救助性质，资金来源于国家税收，按照国际惯例，必须进行家计调查，这是对社会保障进行公共监督的有效手段。它能够有效制约和筛除拥有一定数量财产和收入的人享受政府救助。鉴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如不尽快建立个人信用体系，社会保障资金被恶意利用的现象就无法杜绝。

（三）救助的平均化无法满足“特困户”需要

虽然我们目前实行了分类救助，对70岁以上的老人、重残人和学生分别增加了10%的补助，但从总体而言，我们的救助标准趋于平均化，忽视了每个家庭在规模、结构、需求方面的差异，无法满足“特困户”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