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也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既要汇集力量，加速推动；又要冲破障碍，循序渐进。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什么力量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的上海应该起到什么功能与作用？当前，很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

一 推进力量：市场与政府的合力

当今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政府力量或过分强调市场力量，可能都会偏离现实。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而言，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同样重要，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形成合力。正如亚当·斯密曾经用“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来形象地论述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对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各自作用那样，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推进。

其一，市场的力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由民间自发推动形成的第一波经济技术合作浪潮、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由企业联合推动掀起的横向经济联合热潮、90年代中后期由市场与政府双向推动形成的联动发展态势，直到21世纪以来以合作与竞争双重推动为主要特征的共赢发展，无论是哪个发展阶段，主要还是通过市场对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无论是早期的上海“星期日工程师”或退休技术工人，还是各类工商企业所开展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说到底还是经济人或经济主体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选择，因而也就具有明显的市场驱动痕迹。

其二，市场的整合力量要比政府的整合力量更为有效。例如，昔日上海经济区的无疾而终，充分说明现有行政体制下完全依靠架设行政机构来形成推动力量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在这里不妨回顾这一个历史过程：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1983年8月18日，上海经济区规划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建立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制度；1984年12月6日，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安徽省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1985年3月20日，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在南京召开，江西省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1986年7月10日，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在杭州召开，基本同意《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通过《上海经济区章程》；1987年3月12日，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在上海召开，福建省首次作为经济区成员与会；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计办厅（1988）120号”文件，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8年7月，上海经济区最后一次省市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处理各项善后工作。上海经济区成立初期，其范围明确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个城市。在以后几年中，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先后主动申请加入。这样，上海经济区已扩大到除山东省之外的整个华东地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还是没有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真正推动起来。

其三，政府的力量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可以起到双向的作用。应该充分认识到，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力量确实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政府力量的推动作用明显呈现出了双向的特征，或者是推动，或者是抵消，其关键在于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各地、各级政府之间能否找到区域利益的“平衡点”。事实证明，只要能够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标，政府的推动力量就比较明显，推动作用也比较到位；如果不能达到双赢或多赢目标，甚至一味拘泥于局部利益，那么，政府的推动力量就难以形成，甚至还会成为区域内要素流动的阻碍。

其四，政府的力量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协调作用不容忽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存在着各自为政、局部过度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城市功能不明、发展政策差异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瓶颈”问题，如要冲破这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对此，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作用，更加突出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让市场起到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更需要各地、各级政府有所作为，让政府起到引导作用。例如，一些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