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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奥运北京对世博上海的启示

    作者:沈辛成 出版时间:2008年01月
    摘要:

    2010年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何以优化生活?既要物质上提高生活质量,又要精神上提升生活品位。传承历史文脉,演绎未来畅想,用旧建筑表现新事物,将成为上海世博会的一大特色。“要从严控制老建筑的拆除,可拆可不拆的,都不拆。老建筑的改造要保留原来的风貌,改造后要体现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已经成为世博园区建设的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本次上海世博会将成片保护、改造、修缮居住类优秀历史建筑,创下世博会举办史上“历史建筑保护面积之最”的纪录。上海把文化提升与历史环境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型中开辟了一条新路。

    距离2008年奥运会已不到一年。自2001年申奥成功之后,北京展开了浩大而持续的建设工程。这其中,既包括兴建奥运场馆及相关配套设施,也包括了旧城区的拆迁改造与重要景点的翻新重塑。不幸的是,虽然作出了巨大努力,但随着城市发展节奏的逐步加快,一些深深植根于京城居民记忆的建筑与风貌仍正逐渐消失。其中,曾经作为城市生命细胞与脉络的四合院与胡同的存留问题引发了最大的争论。有媒体尖刻地指出,在城墙之后,被成片拆除的胡同和四合院将成为北京城又一道不会愈合的伤疤。

    以胡同、四合院为代表的城市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大众和媒体的关注,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公民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与此相应,城市的文化遗产也在各种法规文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城市文化遗产(以优秀历史建筑、风貌区为代表)一词的兴起使文物的概念拓展了,人们开始意识到维护历史风貌的独特性与整体性对于一座城市的重要性。不过很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条例的效力有限,令人惋惜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在北京,奥运的来临既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不少历史风貌的破坏与消灭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同样面对世界级的盛事,上海该为2010年世博会如何准备?我们该如何在现代性建设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我们试图从北京的种种实例中找到有益的启发。

    一 何谓城市文化遗产

    所谓文化遗产,是指人类社会所承袭下来的前人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2]在中国,文化遗产从世纪之交起就面临城市化的进程。所为文化遗产的城市化,一方面包括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周边的历史遗址被纳入城市范围,另一方面包括随着城市文化品位的提高,一些原本并没有得到重视的历史遗迹,它们的价值被重新发掘出来,作为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们这里所要着重探讨的“城市文化遗产”概念,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的,特指那些分布于现代化城市内,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反映特定历史风貌的遗址、建筑及建筑群。

    城市文化遗产对城市而言,有两个层面的重要意义(见图1)。

    (1)文化与社会功能。城市文化遗产表征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身份、文化个性,而且凝聚着它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精神和价值取向。[3]城市文化遗产的丰富多样,显示出该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创造智慧,在提升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社会作用。

    (2)经济功能。虽然我们必须要强调,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应当是一项公益事业,不应计较得失而有所懈怠,然而不得不说,独特的城市文化遗产使一个城市在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坐拥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本和旅游品牌,变相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

    图1 城市文化遗产的功能

    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是一项艰巨的使命。这是因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场所,无限人口与有限空间的根本矛盾往往以牺牲城市文化遗产的方式化解。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看似经济划算,但造成的损失却是重大的、长期的。由于短视城市文化遗产价值而造成永久性破坏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说,无疑是杀鸡取卵。

    二 历史文化名城的转型

    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城市化。1990~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虽然目前离国际标准的城镇化饱和率(70%)还有距离,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城乡差异也大,这就使城市内的矛盾提前激化。屈指可数的大型城市和涌入的无限人口的冲突,把北京、上海这样的兼具国际化大都市与历史文化名城双重身份的城市,推上了风口浪尖。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八条所述,所谓历史文化名城,即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所拥有的城市文化遗产是大量且富有特色的。如前所述,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多为知名大型城市,城市物质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便格外尖锐,法规中要求的整体保护理念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实现。在过去一个时期里,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往往不得不屈从于经济推力的作用,“整体保护”反而沦为“整个保不住”。这一点,在反观京沪两地的发展史时,非常显而易见。

    北京是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首席。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一直承担着超越首都的职能。北平解放初期,在当时多个备选方案中,主张在城墙外建立新城的梁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