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乏一两个不让须眉，甚至更胜于须眉的女性形象，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女性的主体意识却姗姗来迟。然而，改革开放30年来，情况似乎有了变化，女性无论是在教育的起点、过程，还是结果方面，机会较之以前都大大增加，而性别平等教育研究无疑在其中起着思想启蒙的作用。这里笔者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大陆）性别平等教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综述。

一 前社会性别阶段（1978～1994）

1.社会背景

1978年，是一个怎样的开始？那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刚刚进入大学校园，尽管当时的教育统计年鉴还不习惯于将性别作为一个统计指标，我们也无从得知当年录取女生的比例，但是毫无疑问，恢复高考这一当时中国教育界最为重大的事件，以及随之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加，必将使更多女性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使只是绝对数字而非比例的提高。有关性别，最初只是女性的研究，正是从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开始的。这种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与战争及政治动荡年代不同，1978年以后，女大学生群体不仅有所增加，而且能够保持稳定，这使性别成为教育研究不得不考量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成长为女学者后，自身生命经验及当时社会的需求，促使她们开始了对女性的探索。

学者王政曾经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的时代特点是，人们对性别差异表现出高涨的兴趣。这个兴趣的一部分来自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的和动荡的政治年代的反抗。城市妇女对于以男性为标准的男女平等极其不满并且迸发了“做女人”的热情。另一方面，80年代初城市经济改革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引发了剩余劳动力、人口流动、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等社会问题，也使女性产生了很多实际的诉求，妇联作为当时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涉足妇女研究的机构，曾经一度把解决妇女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在这一时期，一切都是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思和纠正开始的。中国妇女的“男性化”成为“极左”的罪状之一；因而中国妇女的“女性化”也就成为“进步”的姿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铁姑娘”形象成为学术界和通俗文化中的笑柄。受“文化大革命”时期男女平等教育长大的一代妇女，发现她们被年青一代看做是十分可怜的，认为她们从没有过过“女性的生活”。许多女作家因描述那一代“回归女性”和“重新发现女性的自我”的痛苦经历而广为人知。强调在服装、社会角色、行为和职业中的性别差异，强调妇女的女性化，成为80年代的特点并标志着改革时期的女性味话语的诞生。

这一性别分化的进程与妇女研究的兴起同步进行。当许多妇女以接受女性味的服饰和社会角色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性别的男女平等的否定时，一些女学者开始走得更远了。她们不仅要把妇女从外表上同男性区分开来，而且要把妇女在理论上从阶级中分离出来。

2.研究内容

受当时社会及学术界对前一阶段反思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过去无性别的男女平等持批判态度，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几乎未见“性别平等教育”这样的字眼，但是“妇女”、“女性”、“性别差异”等词在教育研究中的出现频率却有所增加。

过去未将性别因素考虑在内的各项教育研究及各教育领域，开始将“男”、“女”作为研究的变量。例如，有研究者于1981年对800多名小学生学习兴趣进行调查，发现男生居于首位的兴趣是数学和体育，女生居于首位的兴趣则是语文和英语。还有的通过对中学生课外活动的调查，发现男生喜爱剧烈的、竞争性的活动，如篮球、足球、下棋等，女生则喜爱随意的、健美的、艺术性的活动，如体操、唱歌、舞蹈等。这类研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一一列举。

除注重两性差异外，一些教育研究开始聚焦于女性。例如，对女性教育的心理学基础的研究、女子教育形态的研究、女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研究等。

然而，无论是研究男女两性的差异，还是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往往将差异和独特性归因于生理的、自然的因素。“科学”、“自然”和“本质”这类词汇多见于研究之中。

当时研究者对女性意识的理论阐发基于对传统妇女解放话语的批判。他们认为男女平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为妇女被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并且认为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