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的理论问题

（一）妇女/性别研究的概念与内涵

在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套统一的学术术语和概念体系。其主要原因在于妇女/性别研究还处于学科化的初级探索阶段，一切都还有待于规范、提高。深入分析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中使用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妇女/性别研究的理论内涵。“妇女/性别研究”、“妇女学”、“女性学”、“妇女/社会性别学”、“妇女研究”、“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等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几个概念，这些概念基本上随研究主题、研究场域和研究者本人的喜好使用，并未进行严格的区分；对于什么是“妇女/性别研究”，国内的研究者至今也未达成共识，基本上处于各说其话的状态。

使用“女性学”和“妇女学”的学者，在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的诉求上基本相似，大都认同妇女/性别研究除了做妇女（性别）研究之外，还与教学、学科、课程和机制建设密切关联，但对“女性学”与“妇女学”这两个概念的意蕴略有分歧。使用“女性学”的学者认为“妇女”这个词政治色彩太浓，考虑到女子学院的学生不愿意与“妇女”一词所指的“已婚女人”混同，建议使用“女性学”这一称谓；北京大学的郑必俊则提出普通高校以“女性学”命名，主要是基于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学科上更愿认同“人学”而追求“人”的全面解放^[1]。但也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女性”这个词汇易将妇女“生物学化”，掉进本质主义陷阱，鉴于1999年后，对“社会性别”这个妇女学核心概念理解的深入，提出应称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较合适；况且，“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这一称谓可以避免淹没妇女主体，在国外，一些大学也纷纷以“妇女与社会性别中心（系、所）”命名就反映了这种趋势。李小江在认同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化非常必要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应用“性别研究”代替早期的“妇女研究”，现在之所以称为“性别研究”，旨在凸显其方法论的性质，摆脱单一性别（男性中心或女性中心）立场的纠缠，从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政治运动走向世界具有普适意义的学术研究^[2]。佟新主张使用“妇女研究”、“性别研究”或“社会性别研究”，主要是认为这一称谓更能体现妇女/性别研究的开放性，如果被称为“学”了，就有一种框架的感觉，而中国目前的妇女研究还不成熟；另一方面，她认为成了体系就有了限制。

王政对比西方的“women’s studies”这个概念，在“妇女学”和“妇女研究”中作了一个区分。她分析了西方的“women’s studies”这个概念，明确指出在国际上，“妇女学”（women’s studies）是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学科领域而存在的，它既是一个学术领域，也是一个教学机构，主要强调在教育体制中进行知识反思、知识生产与传播，而这一内涵是“妇女研究”这一概念无法表达出来的，特别是它同学科领域的密切关联性无法反映出来。

基于对妇女/性别研究概念的不同表述和理解，杜芳琴以中国语境为背景，对“什么是妇女/性别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她认为，妇女学（women’s studies）与妇女研究（women’s research）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妇女研究主要是针对现实妇女状况和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妇女学主要是由学界发起，从学术领域和知识改造入手，解构、分析男权中心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传承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等级表现，在批判、解构的过程中创立自己新学术的同时，还需要通过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这门学术薪火相传并影响社会——这些都需要通过学校的场所和教育的途径来完成^[3]。

在西方，妇女/性别研究是妇女运动的一种延伸，是妇女运动的学术武器，它既是女性主义批判和女性主义学术的代名词，也是致力于推进这一学术的诸多组织的代名词，其中心任务是探索和传授有关妇女的新知识，消除各级教育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将女性主义行动与女性主义思想相结合^[4]。笔者认为，为了凸显“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追求，也为了建立中西方学术对话的共同语境，在谈论“学科化”时，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学术概念来区别现实的具体妇女/性别问题研究；当然，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非常必要，它必须也应该成为“学科化知识”的有机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并进入教材，进入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