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之后，北京市委在北京建设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1]北京是一座有3500多年建城史、近千年建都史的文化历史名城，保留着完整的古城格局，完美的历史建筑。这些遗迹是北京悠久历史的标记，是厚重的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总结北京文物保护的经验与问题，对于北京市的文物保护事业，对于建设“人文北京”，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北京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文物古迹或被拆除或被损毁，破坏严重。还有相当一部分古建筑被单位不合理占用，加上年久失修，已残破不堪。改革开放后，各级人民政府摆脱文物是“四旧”的思想桎梏，推动文物保护工作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不断改革、不断探索中发展，改变了残损破败的保存状况，城市风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一）初期十年（1979～1989年）

在北京文物保护工作的起步期，基层文物保护单位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初步形成了文物保护的法规体系，对濒临倒塌的文物实施紧急抢险，部分重点文物建筑在原驻单位腾退后对社会开放。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在各区县成立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文物管理所，并在北京市文物局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有7000多处。对于大觉寺、白塔寺、五塔寺、大钟寺、西黄寺、东南城角楼、卢沟桥、团城演武厅、正阳门等十几处重要文物古迹，北京市编办批准分别成立单独的管理处或文物保管所，进行抢险修缮以便及时对社会开放，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文物建筑得到有计划的保养和修缮。如以永乐大钟闻名的大钟寺成立文物保管所后，工作人员积极收集相关资料，总结出永乐大钟在声学、铸造学等方面的“五绝”，向社会广为宣传，迅速提升了大钟寺的知名度，一年内就有数十万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北京文物保护欠账太多，文物建筑险情丛生。北京市政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对大批濒危文物建筑进行抢险。国子监、五塔寺、白塔寺、西黄寺、孔庙、德胜门、天坛、古观象台、十三陵、颐和园、北海团城、东南城角楼、卧佛寺、大钟寺、居庸关、鼓楼、宛平城、云居寺、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卢沟桥、先农坛、正阳门箭楼、雍和宫、恭王府、白云观等数十处文物建筑的险情被排除。天安门、雍和宫、宋庆龄故居、五塔寺、白云观、八大处、圆明园福海景区、通教寺、白塔寺、恭王府花园、孔庙、正阳门箭楼等几十处文物建筑经抢险后，具备对社会开放的条件，成为广大群众参观游览的场所。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天安门城楼开放后，普通人也可以亲临其地，怀着敬仰心情来参观的国内外游人络绎不绝。北京地区藏传佛教最高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雍和宫开放后，东南亚地区的游人不远万里专程前来参观，他们对中国政府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大力保护文物建筑的举措，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改革开放初期，民间保护文物的热情也在不断地上涨。1984年由《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等新闻媒体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一年内，有包括海外华侨在内的70多万人踊跃参加，所收赞助款达850多万元。八达岭长城5～6城台得到修缮。在慕田峪长城、古北口长城，濒临倒塌的长城段、烽火台、城楼的险情及时排除，保证了北京地区明长城的完整性与连贯性。特别是在古北口长城的修缮中，文物部门通过科学设计、优质施工，按照文物修缮“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长城古朴、险峻的历史风格，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赞扬。

改革开放初期，文物保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部分单位和个人对文物保护不太重视，或拆除文物，或在文物古迹周边搞建设，破坏文物景观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期间，大钟寺的鼓楼、沙滩后街的原清代公主楼、德胜门箭楼的瓮城、孚王府院内的古建筑、禄米仓的古代粮仓被拆除。天坛、北海、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圆明园遗址、礼王府、日坛、关岳庙、东岳庙等文物古迹本身或其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