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节晚会的历史及其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是一种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实践。

首先，春晚与改革开放同步，是对改革开放合法性的论证，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领导权建构的规律。无论是倪萍的动情节目，还是相声、小品中对日常生活的讲述，都是通过创造一种与“大众生活”的切近性，来获得广泛认同。春晚本身的历史更是明证。

其次，消费文化的兴起是当代文化的重大特征。香港明星成为“中国性”的最佳代码，表明了主导文化的高度灵活性。“80后”等青年亚文化被借重和挪用，显示了市场的巨大推动力，表明了青少年阶层对消费主义话语的影响力。晚会特有的“明星制”，即“造星”和“选星”，都包含了文化领导权的双重机制：一重是明星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文化诉求；另一重是国家对新文化力量的挪用。

再次，体育文化在文化运作和中国认同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大批体育明星的出现，以及奥运叙事的强大号召力，都是春节晚会以及当代文化的重要现象。

最后，“大国盛世”的文化想象以及“郎朗神话”等现象，都说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互动的语境中，大众文化表现出更复杂也更有创造力的一面。

1.春节晚会的历史^[1]

春节晚会可归纳为两个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是“乐”的晚会，90年代至今是“闹”的晚会，再加上60年代举办过的三次“笑的晚会”，大致可以勾勒出当代晚会文艺的历史性变化。所谓“笑的晚会”是指，60年代的三次文艺晚会。60年代初，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戏曲界出现松动，“社会上一度大演喜剧成风”，由原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前身）组织演出了三次“笑的晚会”。^[2]

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背景下开始的。因此春晚诞生的最大动因，就是要在新的历史叙事当中，为民众创建一种新的认同形式，时间选在春节。它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告别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国家文化的建构转换为新的形式。在以后的晚会中，“欢乐”成为基本主题之一。

近30年来，晚会的主题虽然年年有变化，但变化不大，基本主题有两个：团结，欢乐。“团结”可包括多层含义，最主要的是团圆；另外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内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二是海内外华人的大团结。后者有时被嫁接于“统一”的主题。

春节晚会的剧组是中国文艺界最大的剧组，同时也被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剧组，囊括了每个历史时期各种文艺专业的高手。其组成人员包括：总导演一人或几人，主创人员若干，以及主持人和相关的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大多属于“幕后人物”，多少带有些神秘色彩，普通观众对他们并不熟悉。比如像20世纪80年代的阎肃、焦乃积、赵连、梁左、谷建芬、乔羽、王健、王酩、沈永年，90年代以后的张超、崔凯、何庆魁、张惠中、尚敬、卞留念、徐沛东、孟庆云、石顺义、李海鹰、姚明、由二群、臧云飞、邢时苗等。1993年，总导演人选改变了任命制，实行在央视内部的公开招标。

90年代后期，一些民间演出团体，如女子十二乐坊，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五洲艺术团（2002年），新丝路模特经纪有限公司（2002年），山西吕梁市碛口民间艺术团（2005年），河北夏云飞影视特技队（2005年），出现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这是民间力量介入晚会的标志。

2.赵忠祥的声音神话

春晚的主持人有三代。第一代以马季、姜昆为代表，出现在80年代早期的晚会。当时另一个重要主持人是来自台湾的黄阿原（亦名黄益腾），他是“一国两制”政策的直接产物。^[3]第二代以赵忠祥、倪萍为代表，成为春晚的黄金搭档。第三代则是新世纪之后的李咏、周涛、朱军、董卿四人组合。

赵忠祥是中国电视史上的奇观性人物，他先后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当代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转变过程，以其独特的风格创造了一种声音神话。他自从出道，就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60年，周恩来亲笔批示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从北京的高中生中间，招收新闻节目主持人。他和当时的沈力成为千万人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从此，他逐渐成长为一位当代电视文艺界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人物。他在主持新闻节目期间，戏剧性地宣布过毛泽东的国庆观礼和伟人的逝世，宣布过邓小平的下台上台。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