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贵州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大意义

1.有利于维持贵州农村社会稳定

贵州的发展需要社会的稳定，而农村的稳定则是贵州社会稳定的基础。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生活的细胞。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稳定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重要条件。然而，风险无处不在，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风险时刻威胁着家庭生活的安全和稳定，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非系统风险，如家庭成员的年老、疾病、死亡、意外事故、残疾和失业等，以及来自家庭外部的系统风险，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都会使个人和家庭陷入困境。个人和家庭化解风险和承受由风险所引致损失的能力，也就是风险管理能力，决定着家庭的安稳程度。家庭风险管理手段的多少和风险分散范围的大小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如果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不能适应社会的风险状况，社会又不能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来防止风险扩大，大量的家庭风险累积起来并演变为社会风险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

在当前的贵州农村，个人和家庭的风险管理能力十分薄弱。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工业发展对农业剩余的长期抽取，较低的收入，高昂的成本和过重的负担使农民单个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极低，家庭的储备非常有限。另外，中国加入WTO之后随之而来的国外农产品的激烈竞争更加剧了欠发达的贵州农村社会的风险。作为一个多灾贫困的内陆农业省份，为了应对潜藏的风险和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障制度这一道社会“安全网”。

2.有利于提高贵州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贵州为寻求农村经济获得飞跃的突破口进行了各种尝试，但由于受“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相当缓慢”这一基本矛盾的约束，效果均不理想。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使耕地向农业大户集中，寻求规模经济和机械化操作，同时将大量相对过剩的农业人口非农化，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根本性突破，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贵州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耕地承担着农民最基本的养老保障功能。即使在耕种土地很少有利润可图的状况下，土地依然被农民视为在经历生命波折时的最后一道屏障。兼业型劳动力流动造成的“民工潮”以及贵州农民超乎寻常的对土地的“眷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要让贵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让其土地使用权，安心地迁徙到城市工作和生活，让年迈者退出耕作的土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有机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来取代目前土地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强化土地顺利流转的原动力，推进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进程，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

3.有利于贵州解决日益迫切的人口问题

（1）控制人口数量需要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严重失误的人口政策造成了贵州人口规模的急剧膨胀，导致贵州农村人口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三方面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和环境与资源的承载力不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深入推行之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则构成了贵州人口问题依然严峻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完成，集体经济对农民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保障解体，由于缺乏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填补空白，农民几千年来所秉承的“养儿防老”观念又逐步得以加强。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个人保障和家庭保障几乎是他们安度晚年的唯一选择。而一些没有子女的农村老年人晚年无依无靠、无比凄凉的生活境遇，更是强化了这样的一种思想意识。据“贵州建立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课题组的调查，赞成“养儿防老”的占52.9%，表明有超过一半的农民仍然倾向于家庭养老意识。此外，农民对“多子多福”、“儿子比女儿的养老功能大”等明显体现着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的表述持赞同态度的分别为35.3%和32.7%，持反对态度的则分别为30.9%和29.1%，前者均高于后者。调查对象对“国家和集体应该为养老提供资助”持赞同态度的为66.6%，这意味着如果农村存在“国家和集体能够为养老提供资助”的制度安排的话，社会养老模式将会成为大多数农民的优先选择。

（2）优化人口性别结构需要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