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基本概念

近20年来，风险分析原则已广泛用于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职业卫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遵循该原则成为国际上应对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所公认的科学原则和手段（见图1）。当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的三个组成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的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才能称之为运用了风险分析原则。^[1][2]

图1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Risk Analysis Framework）

风险交流相关研究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科学文献。根据FAO/WHO《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Food safety risk analysis：a guide for 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风险交流是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3]

二 风险交流——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虽然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往往是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中的薄弱环节，^[4]国内外负面的例子很多。英国政府处理疯牛病事件、比利时政府处理二 英事件，以及丹麦政府处理丙烯酰胺事件都是失败的例子。^[5]比如，20世纪的疯牛病事件被称为“欧盟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由于英国政府风险交流措施不当，严重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公信力，经济损失超过3亿英镑，农业部部长因此辞职。相反，加拿大政府在应对疯牛病事件时，信息协调一致，及时有效的风险交流稳定了社会与人心。与英国相比，疯牛病给加拿大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小得多。^[6]

总结以往经验，评估专家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并不困难，比较困难的是评估专家或政府部门与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与消费者进行准确、及时和透明的交流。

（一）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发生诸多食品安全事件，而消费者往往听不到科学、正面的信息，也不能及时得到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政府“交流缺位”或者失败的交流则给媒体以炒作的机会，导致消费者的认识更加混乱，其“涟漪效应”往往使消极影响扩大到政治和国际贸易等更广泛的层面。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7]

1.政府不能及时开展风险交流工作

2005年“苏丹红”事件。2005年2月初，英国从进口的辣椒粉中检出微量的苏丹红，随后，英国企业召回了数百种含有苏丹红的食品（苏丹红是非法添加在食品中的化工染料）。紧随英国公布该信息，我国多个政府部门立即在国内某品牌番茄酱和辣椒酱等调料中检出苏丹红，媒体炒作“有毒辣椒酱”和“涉红食品”引起社会的广泛恐慌。^[8]

在“苏丹红”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我国卫生部专家的评估报告才得以公布：“苏丹红是动物致癌物，人体通过辣椒酱可能摄入的苏丹红最大量仅相当于动物致癌剂量的十万到一百万分之一，由于辣椒粉中苏丹红的实际检出量通常较低，因此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性危险性不大。”^[9]该风险评估报告的结果没有能够在事件处理中发挥作用，专家和政府部门也没有与消费者及时进行风险交流，媒体炒作“有毒、致癌辣椒酱”达两个月之久。

以上负面的例子可以说明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风险交流的重要作用。

2.媒体报道误导消费者^[10]

近年来，大部分食品安全事件所涉食品对消费者的健康并不足以造成危害，但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夸大炒作，误导消费者，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如2004年“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毒奶粉”）、“苏丹红”事件（2005年“致癌辣椒酱”、2007年“红心鸭蛋”）、2005年“丙烯酰胺”事件（“致癌方便面”）和2006年“多宝鱼”事件（“致癌毒鱼”）等。^[11]

媒体报道误导消费者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①将被致癌物污染的食品等同于致癌食品。如含有苏丹红的辣椒酱称为“致癌辣椒酱”，加工过程中产生丙烯酰胺的炸薯条称为“致癌薯条”等。

②将不合格的食品等同于“有毒食品”。如将把矿物油涂在瓜子表面的瓜子称作“毒瓜子”，将超范围使用二氧化硫的黄花菜称为“毒黄花菜”，未经核实即称某品牌矿泉水为“砒霜门”、“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