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节是通常在固定地点、按照某一主题而持续举行数天甚至数周的音乐艺术聚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即1784年专为韩德尔在西敏寺举行的音乐节。萨尔茨堡音乐节、拜鲁伊特音乐节、爱丁堡音乐节以及切尔腾汉姆音乐节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节。但这些以古典音乐、歌剧、戏剧等为主要表演艺术形式的音乐节主要在室内演出，其风格与精神都更像音乐会。本节针对的是一种与此类室内音乐节不一样的概念，叫户外音乐节。拥有41年历史的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具有40年历史的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就是其中最为典型和知名的两个品牌，而前者因为承载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一代“和平、反战、博爱、平等”的梦想，以45万青年的群体狂欢，在历史上写下了充满文化意义的浓重一笔。

户外音乐节概念来到中国并成为现实不过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这种以青年为参与主体，以音乐为传播媒介，以露天场地为演出平台，张扬自由与狂欢精神的音乐演出形式从无到有，从极小众的艺术演出尝试迅速成长为当今许多青年人欣赏音乐、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文化艺术中心，北京不仅成为中国户外音乐节的滥觞之地，自始至终更是当之无愧的核心重镇，它拥有最长的举办历史、最响亮的音乐节品牌、最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成功的举办范例。

如今，由北京辐射至全国多个地区的户外音乐节已经成为音乐演出市场中一股令人瞩目的新生力量，以现场音乐板块为核心的新产业链正在形成，而以唱片为核心的传统音乐产业链已经被打破。音乐节，以其独有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演形式，成为当今艺术文化和文化生产的代表产品之一。北京作为文化之都的先锋性，在其众多的户外音乐节中得到体现。

一 户外音乐节的流变

纵观音乐节在北京和中国十来年的发展历程，最令人关注和最深刻的一个变化是：以摇滚为主要表演形式的音乐节已经由当年的地下、小众开始靠近主流并走向大众。此处的主流并非指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而是指乐迷群体的大众化和政府认可的广泛度。

2000年，北京的迷笛音乐学校举办的一场摇滚乐队演出，成为如今大名鼎鼎的迷笛户外音乐节的滥觞。之后，绿色北京露天音乐节、北京流行音乐节等纷纷举办。2006年，迷笛经过长达7年的坚持，从亏损中走出，开始实现收支平衡。2007年，摩登天空音乐节横空出世，多元化是这次音乐节的最大特色，它也标志着中国户外音乐节开始由单一的摇滚演出形式向多元化趋势发展。超过120组的国内外乐队艺人涵盖了多种音乐风格，如重金属、摇滚、后朋克、流行摇滚、Indie-Pop、Hip-Hop、Beat-Box、民谣、世界音乐等，充分体现出对音乐多元性的包容。更为重要的是，从音乐中，衍生出关于娱乐、艺术、创意等各种形式，这意味着音乐节不仅意味着音乐艺术，更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而这也是现代音乐节概念中的重要内涵之一。

2007年以来，国内音乐节经历了较为显著的数量增长时期。2008年，中国户外音乐节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内地举办音乐节的数量大幅度上升。2009年，音乐节的数量已经达到44场，增长速度为52%。2010年，国内的户外音乐节继续急剧膨胀，截止到11月份，音乐节的数量已经飙升到92场，增加量比2009年音乐节总数还多，增长速度高达109%。北京是音乐节发展最为显著的聚集中心，其次是重庆、福建、浙江、辽宁、广东等地。^[1]

图1 2007～2010年国内音乐节增长数值示意

户外音乐节在中国的发展体现出以下特点和后果。

其一，遍地开花的局面和急剧膨胀的数量，体现着音乐节已经由小众走向大众，尽管它同时也带来音乐节不可避免的鱼龙混杂。这是观众群体的变化。

其二，流行音乐巨星开始频繁出现在音乐节上，如罗大佑等，“从相对小众的乐队、乐手到顶级音乐人，被认为只适合文艺、摇滚青年的音乐节与主流音乐圈的距离越来越短，逐渐向大众市场靠近”。^[2]这是演出主体的变化。

其三，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导致音乐节与地方旅游产业的捆绑日益密切，同时也使政府接受以摇滚乐为主要音乐表演形式的音乐节的尺度越来越大。如海淀区政府对迷笛音乐节的资金扶持等。这是政府认可度的变化。

其四，在雨后春笋般的音乐节里有日益增多的投资机构的身影。如延庆探戈坞音乐谷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