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1987年10月台湾大甲镇澜宫的17名董监事突破禁令到福建湄洲妈祖庙参加妈祖成道千年祭典起算，两岸间的宗教交流至今已经恢复24年了。所有直接间接涉入过这场运动的各方，都或深或浅地受到了它的影响，并且把这些影响以种种方式转化、扩散到两岸社会的各个层面。尽管这些影响和它们的余波可能目前看起来还是很轻柔、和缓、边缘的——至少与总是引人注目甚至担忧的两岸政治经济互动比起来是很不起眼的，但是它们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两岸的文化景观，尤其是首当其冲的两岸宗教界，而且，我们可以预期这场仍在旺盛地发展中的运动为两岸社会所带来的改变将会越来越显著、力道越来越大。如果“盛世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美好的梦想在未来实现，相信两岸宗教交流必定会是这个美梦的触媒和必要成分之一。因此，本报告尝试先简要回顾这场运动的历史，然后再介绍晚近的发展趋势，希望借由厘清我们此刻身处的位置和处境，让我们能更好地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走，方能使我们更接近“盛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梦想。

一 两岸宗教“交流模式”的演化史^[1]

两岸恢复宗教交流的这24年的发展史，基本上呈现为一个不断上升、扩大的过程。唯一一次真正的顿挫，是由于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危机使两岸之间人员的往来几乎停顿了约半年之久。除此之外，两岸之间的宗教交流正如经贸与文化交流的发展态势一样，几乎不受每隔几年便要发作一回的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僵局的影响。即使是在从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起到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这最紧张的一年当中，台湾民众赴大陆进行宗教活动的人数依然不断上升。^[2]同样，在后来两次两岸关系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的时期：一次是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鼓舞起岛内“台独”的势力，引发大陆方面的强烈谴责，加上国民党阵营的内讧，使得民进党陈水扁在2000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获胜上台；第二次是陈水扁于2004年借操弄“两颗子弹”风波而在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险胜获得连任，导致台湾蓝绿对立情势加剧、“急独”势力似欲蠢动，引发大陆方面于2005年制定《反分裂国家法》予以反制。这两次的紧张状态都持续了一年左右，但在这两段两岸政治关系紧绷的时期，台湾民众赴大陆进行宗教交流的增长趋势也都没有减缓。^[3]

由于这是一个连续的、不断上升的发展历程，两岸政治关系时松时紧的阶段性波动对它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无法用两岸政治关系情势或者两岸当局的相对关系政策（即大陆的“对台政策”和台湾的“大陆政策”）的演变作为主要参照维度，来将此连续过程划分时期加以说明，因此，一些学者便以“模式归纳法”来解析这场复杂的运动，也就是仿效马克斯·韦伯建构“理想型”的做法，先把涉及两岸宗教交流的纷杂事相区分归纳成几种典型模式，然后再分别对这些模式一一进行分析。比如熊自健将两岸宗教交流活动分为谒祖寻根、星云法师、惠空法师、学术研究等四种模式，^[4]刘胜骥归纳为祖庙朝圣、慈善救助、座谈布道、学术与文物交流四种模式，^[5]黄宝瑛则分为谒祖寻根、讲经弘法、宗教节庆、慈善救助、宗教学术五种模式。^[6]姑且不论这些论文的具体内容是否准确地掌握到了两岸宗教交流的纷繁万象背后的理路，单单看它们所归纳出的模式分类系统的差别，并将这种差别与它们的出版年代关联起来，我们就能得到关于两岸宗教交流的演变历程的一些有趣的提示。

（1）“谒祖寻根”或“祖庙朝圣”始终是排名第一的模式，这反映了它是最早出现的，也是韧性最强大、最根本的交流模式。

（2）“星云法师”、“惠空法师”、“座谈布道”和“讲经弘法”这几个相类似的模式均排名第二（和第三），这反映了它是其次出现的，也是一种极突出而且有强大生命力的模式，而它们之间细致的差别则见证了历史演化的轨迹。比如星云法师的事功在熊自健发表其论文时，还只能归在台湾宗教界名流受邀到大陆讲经弘法一类。^[7]到了刘胜骥发表其论文时，他的事功就已横跨“座谈布道”和“学术与文物交流”两界了，特别是2002年主导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展出造成轰动一事，使他的作为会更倾向于被归类在“文物交流”一类。^[8]又比如刘胜骥的“座谈布道”模式这一提法相当不同于另外两种分类法强烈的佛教色彩而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