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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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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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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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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社会性路径

    作者:何玉宏 谢逢春 郝忠娜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
    摘要:本文从城市化、机动化与国际化三方面分析了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特殊背景,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客观与主观因素、技术因素及体制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国外治理交通拥堵的增加供给模式、需求管理模式、制度规范模式等优缺点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与观念层面提出了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社会性路径。

    一 引子

    尽管汽车的发明是工业史上的巨大成就,但由于汽车的广泛普及而导致的城市交通拥堵也成为许多大都市现代化、城市化和机动化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阶段。中国也不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到汽车社会,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也同时进入到一个“拥堵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据调查,在中国655个城市中,约有2/3的城市早晚出行高峰时段经受着交通拥堵;而在100万人口以上的主要城市中,有15个城市每天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所造成的损失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成为当前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所面临的一项严峻课题和挑战。

    事实证明,交通拥堵的出现与城市升级和经济、人口、产业、空间布局等许多宏观因素联系紧密。然而,众多国家和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单纯依靠增加设施供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因为,城市交通总是进入这样一个怪圈,当由于交通供给的改善,交通状况有所缓解时,新诱发的交通需求很快就会填补进来,这种带着惯性的需求增加达到一定水平时,新的交通拥堵将会再度形成甚至会达到一个更为拥挤的状态。所以,不论交通拥堵源在何处,解决办法不能仅仅囿于交通本身,与交通相关联的制度理念、政策设计、交通工具的消费、居民的出行习惯以及整个城市交通环境的营造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并做出社会性解释的现实问题。

    二 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特殊背景

    急剧的社会变迁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催化剂。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从此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空前繁荣与发展,大大加快了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必将导致城市交通需求不断增大,我国多数城市如火如荼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场景便是证明。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相比,我国城市交通发展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交通机动化的迅猛发展与城市发展格局、道路空间资源以及相对单薄而脆弱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体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在汽车国际化的影响下,人们对汽车的消费欲望逐渐变得强烈,需求也逐渐增加,加之国际汽车工业的不断萎缩,中国被看做是振兴汽车工业的新兴市场,这使得我国汽车的产销量得到飞速提高。可以认为,中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在城市化、机动化以及国际化这些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1.城市化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质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城市化是实现这个转变的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2007年年末,我国拥有6亿多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个,超大城市39个。[1]由于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这就不可避免地诱发了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人口与社会活动的大规模集聚使得日常交通量大幅度上升,交通拥堵的矛盾自然变得日益突出。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态是我们探究交通拥堵问题的基本背景。

    第一,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是最显著的特征。按照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城市化率从30%到70%是加速发展期,这个过程西欧用了近180年,美国用了近百年,日本用了50年。而中国城镇化率在1996年为30%,目前已接近47%,每年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城市化率达到70%所需时间不超过40年,这将对中国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极高要求。

    第二,城市化模式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跳跃式不均衡发展模式,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发达的特大城市是农村人口的主要吸纳地,大量农民工跳过原籍周边的中小城市(镇),跨省域向沿海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不仅如此,中小城市的人口也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十一五”期间,大城市人口年递增率达到3.5%,而中小城市人口则为负增长,中等城市年递增率竟为-9.0%的负增长。

    第三,新的同城化趋势。新的“同城化”趋势加速推进巨型城市群的发育,目前已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六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22%的人口,而沈大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