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是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半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城镇体系不合理等一系列挑战。要推动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应对一系列挑战，就必须走产城融合的发展道路。

一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2011年，在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城镇时代。从1996年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开始加速推进，城市化水平从1995年的29.0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1.3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城市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可能只需要30年。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城镇的快速集聚，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然而，传统城镇化追求的是增长、扩张和城镇面貌的尽快变化，于是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行其道，浪费了财力、物力，挤压了民生资金投入，造成城镇“千城一面”，以及对地方特色、历史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的破坏，“半城市化”与“过度城镇化”并存，城镇体系不合理，“城市病”问题日益严重。

“半城市化”问题突出。大量进城农村人口虽然统计意义上被认定为城市人口，但并不代表其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完成。城乡人口转移没能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职业转变（非农化）和地域转移（城市化）的同步，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一直处于底层，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风险大，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居住条件差、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受社会尊重程度不高。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但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处于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发展能力弱化状态。

“过度城镇化”屡见不鲜。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大大超前于人口城镇化，2000～2009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在不少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圈地运动”盛行，不考虑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盲目扩张建成区，屡屡上演“空城计”，部分城区甚至被戏称为“鬼城”。

城镇体系不合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的主导方针。这一方针，抑制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快速膨胀，尽管沿海很多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实现了率先发展，但城市的总体实力较为有限，特大城市未能有效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的方针发生了重大调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思路，逐步取代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随着城市化方针的调整，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带动区域发展、加快城市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但在实践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却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协调发展，“大城市无序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留不住人”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大城市集聚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产业规模大，现代化程度高，吸纳就业人口量大，所以吸引着各地各方面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蜂拥而来，同时也在交通、环境、治安等方面出现了“城市病”的典型症状。同时，众多小城市和中心镇却缺乏产业支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缺乏，人气明显不足。

长距离的异地人口转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钟摆式”和“候鸟型”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一大奇观。一方面，异地转移人口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人口的异地转移成为经常性的季节性现象，对交通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 产城融合的城镇化模式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追根究源，就是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城镇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割裂。“半城市化”问题，根本上说是由于城市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城市发展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伐；“过度城市化”，则是由于城市发展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