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投资驱动的第一和第二发展阶段，而被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视为增长源泉的技术进步，在中国30余年的发展中所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陈彦斌、姚一旻（2009）从经济增长模式角度对中国和八国集团（G8）中的部分大国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过高，而衡量创新和技术的重要指标TFP的贡献率过低。1978～2007年，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2%；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法、德等国家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绝大多数年份内都超过了30%。此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长期以来依靠对进口元器件、设备进行加工的低附加值、低劳动成本的制造业以维持增长。

随着经济发展，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接近尾声，现阶段中国的投资空间已经开始收窄并且投资效率也开始恶化，中国经济必须向第三阶段也就是创新阶段过渡，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中国已逐渐意识到这点并试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少对技术含量低、耗费资源大的制造业的依赖，加大对科学、技术以及创新的投入来拓展中国的相对优势，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正因为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如此重要，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务院2006年2月9日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目标就是要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然而，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低生育水平，使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这充分表明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据预测，再过20多年，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超过现在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因此，一个自然而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不会影响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 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一）悲观主义者的观点

1.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更低的认知能力

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人类对事物的构成、性能、与他物的关系、发展的动力、发展方向以及基本规律的把握能力。它是人们成功完成活动最重要的心理条件。知觉、记忆、注意、思维和想象的能力都被认为是认知能力（Ilmakunnas et al.，2004）。

老龄衰竭理论（deficit theory of aging）认为人们的体能和认知能力会随年龄的增加而衰退（Sturman，2001）。Verhaegen & Salthouse（1997）的研究表明人们的推理能力、记忆能力以及计算速度等在50岁后都会显著降低。Kanfer & Ackerman（2004）的研究则表明人们的可变智力（fluid intelligence）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可变智力是认知能力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衡量的是人类发现复杂关系的能力，即人获得新概念和在新的环境中显示一般“聪明”与适应性的能力，可变智力的下降会影响知识的重组和新思想的形成。

年老员工不断降低的认知能力导致他们的创新能力更低，除非他们长期的从业经验和高水平的工作知识能抵消其认知能力下降而产生的负效应。然而不幸的是，工作经验在最初几年能提升生产力，当达到一定时间后，经验就再也不能产生效益了（Ilmakunnas et al.，2004）。

2.老年人积累人力资本的速度远低于年轻人

人力资本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明确提出，指通过投资形成的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Becker（1994）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从微观经济学扩大到人的行为这一更广泛范畴。他指出：教育和经验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关键特征，教育能增加个体的信息、知识、技能的存量；经验包括工作经验，也包括在职的实践性学习及培训等非正式教育。拥有更多或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会获得更多收益。

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显著促进创新活动。技术发明需要创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必须与技术前沿保持足够紧密的联系。创新者的人力资本存量离技术前沿越远，则其有新创造、新发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小（Evenson & Kislev，1976；Kortum，1997）。Nelson & 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技术进步进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