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经济模式的塑造，以及未来的路径选择，十八大报告着墨甚多。特别是，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且提出要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的科学研究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效益大幅提高，创新人才竞相涌现，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这意味着，未来10～20年，中国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并且以此为核心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就是说，在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真正的现代经济体系的一系列新的命题，也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未来经济新的驱动力、产业体系和城镇化战略的路线图。

一 投资和要素驱动模式难以实现从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跃迁

回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就经济总规模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DP超过了5000美元，中国在很多工业领域的产值排名全球第一，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这放在人类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成就，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续20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8%以上的国家，不到20个，而连续34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9.8%以上的国家，只有中国。当年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速接近中国，但持续的时间没有中国长。但，毫不讳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亚模式固有的弊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完全凸显，加之我国固有的体制弊端，使各种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中国面前。

一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就投资而言，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近年来更是维持在45%以上，比同期全球的投资水平高出至少20个百分点，几乎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增量资本-产出比”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上升趋势，最近几年一直维持4.7到5.0的高位，这意味着增加4.7～5元的资本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这个比例已经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一样。

二是消费过低。20世纪80年代，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高于50%，到90年代这一比重跌至平均46%，从2003年开始，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大幅减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为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度尼西亚（63%）和泰国（51%）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的历史水平。在G20中，中国的消费率是最低的。

三是技术创新不足。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很多产业尽管规模全球第一，但就产业的利润而言，却只是在产业链的底端赚取可怜的利润。钢铁、水泥、汽车莫不如此。以手机为例，中国每年出口手机10亿台以上，占据全球手机出口市场的80%，然而却只赚取了1%左右的利润。2012年，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达到79家，然而大陆的73家企业无一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仍然是投资而不是技术进步。

四是中国服务业落后，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由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以及分配格局的严重失衡，中国的收入结构与健康的橄榄型社会相去甚远，中产群体有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2002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为41.5%，到2012年9月，服务业的比重只是提高到43.8%，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低之列，而印度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60%左右，其软件外包、金融等领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

五是由于政府掌握更大的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模糊，资源配置方式不是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具有主导作用，企业的各种特殊“身份”仍然成为企业获取市场机会的首要决定因素。

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诺贝尔奖得主库兹涅兹通过对截至20世纪中叶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现代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