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自然资源增加受限的背景下，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提高市场竞争力应对全球化竞争、提高食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健康、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业生态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的重要支撑。对现代农业的内涵有很多不尽相同的界定，其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科技贡献率的提升、土地等资源要素的集约利用、竞争力与经济效益的提升、合理的产业组织与分配关系的形成、产业链的延伸与农业产业形态的演变、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等。因此，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包括掌握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现代农业主体的发育，先进装备设施和农艺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运行有效、分配合理的产业组织形式的形成，产业链条与价值链条的延伸，技术研发等支撑体系的完善等。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一系列条件，陈锡文（2001）概括了现代农业建设要抓好的十个方面的工作。^[1]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利于现代农业建设的几个方面的重要条件已经形成。

一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的积贫积弱，源于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的失衡。为加快工业发展，我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获得巨额积累，农业税与通过“剪刀差”获得的农业剩余合计起来大大超过同期的财政支农支出。据测算，1952～1978年，农业净流出资金3120亿元，相当于同一时期国有企业非农固定资产原值的73.2%。^[2]这种失衡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集中体现就是农业的落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上升到2007年的3.33。因此，农业发展与现代农业建立历来被认为不能在农业内部得到解决，而是先要调整国民经济中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相对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和改革开放初期都已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意味着“工业反哺农业”、国家与农民之间从“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转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2011年中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414美元，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至10%，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从1978年的28.1∶47.8∶44.0变为2011年的10.0∶46.6∶39.8，城市化水平也于2011年首次超过50%。鉴于此，2002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要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好“三农”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之首，将“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重要任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判断，“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发展思路指导下，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快速增加。2003年“三农”支出只有2144.2亿元，而2011年突破了1万亿元，2012年预算支出又增长到12287亿元，比2011年增加了17.9%。

二 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

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利于现代农业建设的农业保护框架与政策体系当前已基本形成。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9年聚焦“三农”问题。2004年，文件提出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并出台了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政策，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2005年，文件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2006年，文件提出在全国范围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牲畜屠宰税；2007年，文件聚焦于现代农业建设，将发展现代农业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