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建设现代农业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发展现代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加大农业资金投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当前，农业投融资体制滞后，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不足，成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深化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 社会资金在我国农业总投入中的地位

从资金来源看，我国农业投入的主体包括政府、农户、企业、农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外资等。其中，政府以提供财政资金为主，农户则主要依赖自由资金投入农业生产。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政府和农户以外的投资统称为社会资金。根据调查统计，2010年，我国农业投资总量为10716.7亿元。其中，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农业2989.33亿元，占农业投资总量的27.9%。从粮食生产来看，平均每亩投入约600元，平均亩产约660斤，每生产1斤粮食大概要投入0.9元。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力度，初步形成了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主体的农业增产政策体系。相对于政府投入而言，社会资金以信贷资金、企业资本等多种形式投入农业，资金数量可观，在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容低估。

（一）财政资金发挥了支撑我国农业建设的基础性作用

财政支农资金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用于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目前，从统计口径上看，财政支农资金主要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农业科研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财政扶贫支出、农产品流通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农业财政支出的绝对数量及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反映了我国不同发展时期政府财政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力度。表1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9%左右。

表1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财政支农情况统计

“十五”期间，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各级财政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2001～2005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就达11300多亿元。“十五”时期，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实施了“三减免、三补贴”的重大创新，即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使农民直接受益的程度大大提高。据统计，2004～2005年，农民从“三减免、三补贴”政策中直接受益来自各级财政的资金有1000多亿元。其中，2004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中农民直接受益的比重达36%，比2000年提高了30个百分点。随着农业税的免征和直接补贴的增加，国家与农民之间传统的“取予”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十一五”时期，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央财政根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支农投入，创新支农机制，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一是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按照2006～2010年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中央财政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分别安排“三农”投入3517.2亿元、4318.3亿元、5955.5亿元、7253.1亿元、8183.4亿元，五年累计29227.5亿元，年均增长22.42%。二是强化农业补贴政策。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从2006年的309.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34.9亿元。良种补贴实现了对水稻、小麦、玉米和棉花的全覆盖，大豆良种补贴在东北地区全面实施，油菜良种补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河南信阳、陕西汉中、安康地区的“双低”油菜主产区实现全覆盖，马铃薯原种、青稞和花生补贴试点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扩大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