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作为视角还是现实条件，“后现代”已对社会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社会工作界内部，也有不少论者对此做出回应。如凯伦·赫利（Healy，2000）从批判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层面较为细致地讨论了后现代视角带来的复杂而更多地属于积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她认为后结构主义是后现代视角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是这一视角最系统、有力的表达。本文即关注后结构主义思潮，尝试较具体地分析其若干重要观点、见解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含义。

一 后结构主义概述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本身是一场复杂的思想运动，其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之间也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般认为，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在法国从结构主义的演变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既同结构主义紧密相联，又在另一些方面与之主张迥异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些之前的结构主义者如巴特、拉康和福柯，以及另一些人例如德里达、利奥塔、德鲁兹、伽塔里及法国女性主义者等（徐崇温，1986；夏光，2003）。

在其思想特征上，有论者指出，与结构主义相比它有九个特征（徐崇温，1986：278～281）。

第一，如果说结构主义崇尚理性的话，那么，后结构主义则致力于批判企图凭借对客观和理性的确信来恢复对世界秩序的认识的西欧形而上学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是以尼采的理论为依据，对构成黑格尔理论的各形而上学命题进行彻底的批判。

第二，后结构主义试图恢复被结构主义所忽略的非理性事物和伦理性事物。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是被其对思想的“不可动摇的信仰”和“合理安排的诺言”哄骗而去酣睡的，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要把结构主义从这种“教条的酣睡”中唤醒。

第三，结构主义者严格追求一种逻辑研究，而后结构主义者则不信仰逻辑，并深深地渗透到语言和文学的本质中去。在这里，由逻辑的线索引致非逻辑的、荒谬的领域。

第四，结构主义者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模式，并企图发展能说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意义的“文法”，他们精心推敲着理论上的元语言以说明文本的现象；而后结构主义者则充满怀疑地探究在遵循这样的设计的过程中出现的自相矛盾，研究这种设计被文本本身所推翻的方式。

第五，结构主义者以同质事物的集合体为结构，而且这种结构还是封闭的；反之，后结构主义者则重视异质事物，主张将封闭的结构改为开放的结构，通过引进异质事物创造出多层次的事物。

第六，后结构主义不再关注事物的普遍结构，而更多地关注各个特殊的文本和阅读过程，它特别重视异质的存在。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秩序、和平与富饶取决于文化上的各种差异。而在同一个家族或同一个社会里，人们之间之所以会形成疯狂的敌对关系，发生毫无节制的战争，不是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差异，而是因为差异的消失。

第七，结构主义者相信系统的知识是可能的，而后结构主义者则认为这种系统知识是不可能的。

第八，结构主义者强调总体性，而后结构主义者则一致地、坚持不懈地敌视和反对总体性。他们认为，总体性是一种会导致事物停滞、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消解了总体性，有助于差异的撒播，有助于防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僵化。

第九，与结构主义者所谓的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个别作品而是文学系统的结构的说法相反，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并没有一个内在的中心或结构，没有决定作品终极意义的绝对真理，而只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诠释过程一层层不断地展开所指成分，而每一层又转化为一个新的所指即表意系统，因而诠释过程严格说来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而文学作品则像葱头那样，是由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的，里边没有心，没有内核，没有隐秘，没有不能再简约的本原，唯有无穷尽的包膜，其中包含的只是与它本身表层的统一。

又有研究者从后结构主义总的方法论特征上指出了以下几点（夏光，2003：95～99）。

首先，后结构主义是反形而上学或反“基础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是最彻底和最全面的：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利奥塔把后现代性规定为是对“元叙事”或“元语言”（形而上学）的否定，而在德里达的理论中一切形而上学的存在或在场都成了解构的对象。

其次，后结构主义是非中心化和反二元对立的。这与上一点相联系。西方形而上学往往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