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类在面临外部的环境、能源、资源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精神危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认为，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导致人类已经进入“精神疾病”时代，并预言：到21世纪中期，没有任何一种灾难将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陈威威，2007）。

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网站提供的资料，2009年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在一亿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五成，就诊率就更低。全国至少有5600万名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尚未接受过任何有关的医疗服务，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每4人中也仅有1人接受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疗服务（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网站，2009）。以本研究田野地点所在的昆明市为例，据2009年的统计，全市常住人口有628万，昆明市城乡居民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高达15.19%，其中重性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3.40%，精神障碍已经成为昆明市居民死亡原因的第十位疾病（昆明市卫生局，2009）。

抑郁症是一种以持续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征，是一种发病率高、危害公众健康、引起严重的功能损害以及巨大的社会负担的精神疾病。抑郁症目前已居于心理问题的首位，并因其患者分布的广泛性和多发性而被称为“心灵的感冒”。在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抑郁是最普遍的心理失调之一，并被看作一种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为8.3%（Brent & Birmaher，2002），青少年尤其是女性青少年的抑郁症发病率显著上升（Ronald，2008）。近几年来，我国中学生抑郁的检出率一直较高：在安徽合肥的抽样调查中，中学生中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为23.5%；在北京市和河北省的抽样调查中，中学生中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为32.9%；在重庆和四川省的抽样调查中，中学生中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为42.3%（卢炎、张月娟，2008）。国内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10年来，儿童期重性抑郁症的发病率为2%～4%，青春期上升到4%～8%，抑郁症患者的人数逐年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抑郁症成为当今青少年最普遍的心理疾病之一（龚银清，2005）。

我国目前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为辅，很难满足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康复的需要。主要原因：一是目前的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的主导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它关注的是青少年的病症、诊断和病症的消除，不是青少年内在心理需要的满足。二是针对抑郁症的心理治疗的主流模式是问题取向的，关注青少年的问题和缺陷，而不是青少年建构理想自我的需要，得不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认同和接纳（高万红，2007）。按照艾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青少年阶段最主要的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建构理想自我，他们最需要得到的是尊重、关怀和接纳，而主流的心理治疗模式关注人的缺陷，错误的认知、行为和自我反省，这与青少年建构理想自我的心理需要差距很大。三是被专业人士贴上抑郁症的标签，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心情沉重程度往往比他们对抑郁症病症的感受更为强烈，被标签的经历可能会导致第二重抑郁的后果（叶锦成，2004）。那么，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服务才能帮助他们康复呢？笔者以一个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个案为例，探索社会工作者如何从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以优势视角的抗逆力理论为指导，帮助该青少年康复的过程。

二 相关文献回顾

（一）影响青少年抑郁症产生的因素

1.传统精神分析学派强调儿童与其父母或重要他人互动的早期负面经验是抑郁症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抑郁是一种悲伤的情绪，常常伴随着重要关系的失去而产生，抑郁的出现是一种失落的反应。不论发生何种性质的失落（如爱、地位、朋友的精神支持），个体都会唤醒因童年期失落而产生的恐惧（得不到父母之爱）进而反应剧烈。也就是说，个体因客体失落而将这种愤怒的感觉转向自我，产生了面对失落的脆弱性。抑郁症患者的低自尊和无价值感，源于孩童时期对双亲肯定和同意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儿童时期，个人的自尊和价值感主要源于双亲的肯定；长大成人后，则来自个人的能力和成就。而抑郁症患者的自尊则仍然依赖于外界因素，如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