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与理论视角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改革浪潮中，有两条明显的改革路径：其一是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取向。这种理论主张通过私营化的方式，加大市场力量在国民福利分配中的作用，强调以私人部门替代政府福利的重要性。其二是福利多元主义，强调以志愿部门来替代政府福利或弥补政府福利的不足（萨拉蒙等，2002）。在这两条改革路径中，非营利组织的作用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而政府资助已经成为非营利组织主要的经费来源，非营利组织已成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要载体。

20世纪末我国推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其主要原因首先是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改变政府或单位制包办社会福利的传统格局；其次，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呈现个性化、多样化趋势。因此，2000年，民政部等11部门颁布《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突出强调社会福利提供主体的多元化。200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建设实施意见》也要求“加快培育能够协助政府承担事务性工作、提供公益性服务、发展慈善事业的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街道办事处、镇（乡）政府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支持社区民间公益性组织运作”。由此，政府购买服务成为社会福利供给的一种路径选择。

国外对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及相关议题已有深入研究（Dehoog，1984；Gidron，Kramer & Salamon，1992；Savas，2002；Salamon，2002），而国内学界对此也展开了初步的探讨（乐园，2007；王名、乐园，2008；韩俊魁，2008；范明林，2010；贾西津等，2010；杨宝、王兵，2011），这些研究都指出国内购买服务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政府主导；其二，政府主动调整；其三，借鉴各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经验。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很少有研究分析社会组织对购买服务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对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的选择进行分析，也未对购买服务机制的建设给予关注。其实，政府在选择购买服务模式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一种互动关系。而且，这些购买服务模式和机制往往决定了社会组织能够获得的权利和资源，并将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因此，分析我国购买服务的现存模式，尤其是政府部门信任机制的建设，对规范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和思考，本文试图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对W街道购买养老服务进行个案研究，着重探讨以下问题：第一，W街道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先后尝试了哪些购买服务模式？街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购买服务模式的多样化体现了政府怎样的理性选择？第二，购买服务模式的选择与社会组织的属性和特质间存在什么关系？社会组织的内部特质和社会资本是不是影响了购买服务模式？第三，针对购买服务政府制定了哪些制度规范？制定制度的诱因是什么？第四，购买服务给社会组织带来了哪些变化？社会组织如何通过购买服务保持专业性和自主性的发展？

本研究建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科尔曼从理性选择、委托-代理角度出发建构了关于信任的理论与模型。他认为，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根据信任的主动与被动分别称之为“委托人”和“受托人”（科尔曼，1990：99～125），信任过程就是两个理性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过程。两者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其目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委托人始终面临着是否信任受托人的问题，同时受托人也面临着是否守信的选择。在科尔曼看来，信任也是一种风险行动。委托人必须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在受托人靠不住的情况下，委托人的信任将导致损失；如果受托人可靠，而委托人拒绝信任他，也将造成损失。可见，双方之间是一种非对称的委托-代理关系（科尔曼，1990：112）。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信任的维度和信任的选择机制是购买服务的动力和基础。事实上，购买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的地位，政府根据信任程度，在购买服务模式上以及制度建设中都存在理性的选择。

由此，本文尝试依据上述理论及其思想来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购买服务模式根据“购买主客间的关系”和“竞争属性”两个维度可分为若干类，并且模式的选择和购买服务机制的建设都有理性选择的痕迹。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