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20世纪，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逐渐从德国转向英国，带有问题导向和行动导向的英国社会政策研究在探讨如何对待弱势群体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进入“福利国家”阶段以来，英国社会政策研究推动了贝弗里奇福利模式的发展，在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福利提供方面有诸多创新，为个体（尤其是边缘社会群体）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互动框定了相对稳定的架构，开辟了一条欧洲社会福利模式发展的独特路径。

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依赖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变化社会政策也会做出相应调整。社会政策的研究既关注政策如何调整，也关注这些调适性新政策的实施会给社会减贫、社会整合带来何种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贝弗里奇福利模式面临挑战，英国开始了近20年的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改革，90年代中期以来又以“第三条道路”名义重新进入社会福利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平衡。当前，福利紧缩，用工作换福利，从市场和第三部门组织中获得可选择性福利仍是全球主流趋势。在这一趋势下，英国社会政策朝什么方向发展，具体发展动向、策略又是怎样的呢？

本文通过对《社会政策期刊》（Journal of Social Policy，简称JSP）和《社会政策与行政》（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简称SPA）这两本英国社会政策研究期刊2011、2012年度有关英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来详细呈现英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动态。这两本英刊面向国际收录社会政策研究高水平文章，尤其关注社会政策发展的最新实证和理论动向。2011～2012年度，两本杂志共收录研究文章162篇，其中有关英国社会政策的文章99篇。对主题进行整合后，本文最终选取了73篇文章来阐述英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最新动态。

二 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进展

本文将所选取的73篇文章按照主题划分为下表中六个部分，后文将按照这一划分来分主题进行综述。各分类之间并非绝对不相关，如此分类仅为陈述主题能够更集中。

表1 2011～2012年英国社会政策研究主题分类

（一）工作换福利

进入后福利国家阶段，国家职能从被动为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福利转为积极介入，以“胡萝卜加大棒”的形式将领取社会福利者推入市场中，以工作换福利（welfare to work）。在英国，以工作换福利意味着自力更生、行动者个体责任、选择权等话语体系的复兴。Wright（2012）认为，虽然对个人责任和选择权的强调在福利紧缩时期的政策话语中有积极意义，但是制度设计中过分掺杂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忽视了个体经验对于选择和承担个人责任的重要性。在将拿福利者推入市场的过程中，人事机构被假定为理性、动态、区别化、交互性和主观的，而事实上机构和个体行动者卷入政策过程更为复杂。

这意味着以工作换福利只是思路的提出，离建立一套成熟的社会保护系统还有很远一段距离，需要从实践中更细致地探索。比如，Rafferty和Wiggan（2011）的研究就注意到，尽管积极劳动力政策鼓励工作，人事机构也想努力推动，但是单身父母群体在面对工作和照顾家庭的抉择时，刺激工作的政策并没有增进他们对工作的选择度。目前被工作换福利政策盯上的很大比例单身父母不愿意找工作，要么是因为孩子年龄太小需要照看，要么是孩子虽然已经长大但身体差、生病等。作者认为，工作换福利看似给了个体选择自由，实际上忽视了生活情境所加诸的各种非市场限制，将他们推入工作中，对父母和孩子都不利。

同样，以选择权为名义促进65岁以上老年人工作的政策在英国也受到学者的强烈质疑。由于人口老龄化和退休收入低，英国政府想推动老年人延迟退休。以往分析认为英国家计调查对最贫困的人产生不了工作激励，并且公司也不会乐意接纳65岁以上老年人工作。评论认为英国的这项政策难以推行，英国政府却不以为然，因为这一政策已有成功先例——美国。Lain（2011）的文章从比较英美制度文化差异的角度给英国政府的观点泼了冷水。作者认为，由于拿福利很难，美国已经形成了“靠自己”（self-reliance）的文化，加上美国在反年龄歧视上做得更好，所以老人可以去工作。与之不同，英国社会政策长期带有家长作风，民众已经形成依赖惯性。如果在英国增强年龄歧视法案的解释力并且严格领取福利的程序，可能会提高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但文化因素使之很难达到美国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