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兴起，关于中国西南社会人文特质的讨论越发深入。在国内学界，这类讨论似乎形成了两类主题。一是从对所谓“文明”的整体考察推演出来的一种“关系主义民族学”的西南研究，二是从对所谓“地方”的内在把握延展出来的一种“社群建构方式”的西南研究。在前一类研究中，学者们试图从一种人文关系格局的角度出发，来认识中国西南的区域人文特质。特别当王铭铭教授提出了以“中间圈”这一概念来认识这一区域所具有的一种“关系主义”^[1]特征之后，相继出现了一批基于山川和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试图说明，西南作为一个文化接触地带，如何历史地实现不同文化观念甚至文明体系之间的关联，从而在这一区域成就一个“超社会体系”，或生成一种“复合形态宇宙观”。如赵丙祥对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的历史考察（赵丙祥，2008），汤芸对黔中山川的地景分析（汤芸，2008），舒瑜对云南诺顿盐业的研究（舒瑜，2010），等等。在后一类研究中，学者们试图从社群建构形式出发，来认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特质。特别当“家屋社会”的理论被引入之后，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成为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如翁乃群对摩梭人家屋空间中性别象征的分析（翁乃群，1996），何翠萍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家屋与人观的研究（何翠萍，2000），张江华对广西陇人的家屋及其象征的考察（张江华，2007），以及陈默对西藏农区的家屋空间及其意义的调查（陈默，2009）。这类研究似乎在说明，相对于在社群关系建构中更重视继嗣关系和时间绵延感的汉人社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建构逻辑更为关注的是联姻关系和空间凝聚力。

在当代人类学的西南研究中出现了这样两种新的研究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学者们为深入地把握西南地区的社会文化特质，均试图在理论视野和分析工具上有所突破。“关系主义民族学”的视角倡导我们对“社会”这个概念有所超越，在一种历史过程中看到一个“超社会体系”的形成。这类西南研究偏向于一种比较视野，具有一种普同论的取向；而“家屋社会”的理论借鉴则要求我们对“家庭”这个概念有所超越，在特定的亲属关系之中看到社群的一种构建形式。这类西南研究专注于一种地方视野，具有一种特殊论的取向。尽管这两类西南研究在学术旨趣和考察路径上均有较大差异，但对于“宇宙观”研究的强调，以及对象征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则又构成了视野上的交集。

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之下，嘉绒藏族的研究正成为当代西南研究的一个焦点。嘉绒社会的研究价值不是要进一步构成上述两种西南研究的分化隔阂，而是要实现一种对话可能。曾经，“神山信仰”的研究与“房名制度”的考察构成了当前西南研究在嘉绒地区视野分化的重演。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神山和房屋在空间象征上所具有深层同构性，以及这种同构关系是在一个充满了“关系主义”的历史过程中被形塑的话，那么当代西南研究出现的上述区分将会自动地消解，而西南的人文特质则会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作为一个地名和族群的名称，“嘉绒”的所指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如果说化约式的分类能够实现清晰化的认识，那么那些爱好对语言和族群进行分类的学者将会在嘉绒地区开始一场“混沌”的噩梦。在藏语中，嘉绒一词可被扩展为“夏尔嘉尔莫察瓦绒”，其意思为“藏区东方墨尔多神山周围气候温暖湿润的河谷农区”（白湾·华尔登，2009：1）。藏区东方、气候温暖、河谷农区这些描述都表现了一种对照关系，因此嘉绒这一地名本身就是一种复杂关系的呈现，而这一复杂的地名所指涉的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区域，其范围主要包括以墨尔多神山为轴心而展开的大渡河的两大主要源流大金川河、小金川河，以及岷江的主要支流梭磨河、杂古脑河、黑水河等流域的谷地，其地跨今四川省的阿坝和甘孜两州。这一区域正位于藏区的安多下部（南面）与康巴上部（北面），恰处于藏彝走廊的中段，也是东部汉区通向西藏各地的要冲。在藏汉两个文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这些河谷农区一直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是西北和西南各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往”的舞台。今天，生活于嘉绒地区的人群来源颇杂，他们在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藏彝走廊”地带那种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