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秋，我陪同丈夫在贵州安顺的鲍屯村调查时，寻得当地鲍氏家族刊印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鲍氏族谱》，该族谱共计十一卷，其前十卷内容与普通族谱无异，主要是详细地列出了家族源流和支系繁衍的情况，而第十一卷则显得极为特别，开卷即书“乩著源流”，并注明是“降仙笔”，为“列仙共撰”，详细记录了1912～1914年间，鲍氏家族部分成员在鲍氏宗祠、善夫堂等地先后所做的16次降乩仪式。位于贵州省中部安顺西秀区的鲍屯村，是一个屯堡村寨，居住其中的主要是鲍姓（约占70%），以及汪姓等其他姓氏。其先祖鲍福宝为军户，原籍安徽，于明初洪武二年时，受命带家户来到贵州安顺一带，并渐在今鲍屯一地安顿下来繁衍后代。^[1]《鲍氏族谱》中的这卷《乩著源流》，开篇便介绍了鲍氏家族请乩的缘由：鲍氏始祖来黔后，家族渐渐壮大，然而因历经数次战乱，尤其是咸同年间的苗乱，家族各支系离散数年，除始祖坟外，多位先祖之坟因无碑且杂乱而无从辨认，导致家族关系混乱，纷争不断。为厘清家族源流并平息争端，鲍氏家族合力请仙下凡判明各先祖之坟所在，使家族重归秩序。家谱中这样“另类”的一卷显得如此意味深长，也引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家族内部无法调解的纠纷，鲍氏族人为何诉诸神判之方式来平息之，而这其中又折射出当时当地的何种社会生活之图景？神判作为争端平息与仲裁之方式，与具有同样功能之官司之间有何关联？神判与官司之关系，对于法律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又有何启发？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并不打算仅仅从宗教信仰与仪式研究角度对神判进行一番解析，更是要将这一神判放在其发生的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中来理解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且借鉴法律人类学的视角，对神判作为裁决机制的这一特性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对法律人类学进行反思。

一 人类学法律研究的宗教视角引入

经过数十年的学术争论与知识演进，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正逐渐演变为人类学的法律研究（anthropology of law）。或者说，前者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后者则是一个具有人类学学科属性的研究方向（侯猛，2008）。今天的人类学虽然仍关注着与法律相关的问题，但通过这一关注，人类学者所要理解的实为社会生活的样式，以及形塑这种生活的世界观。经过了从早期“以规则为中心的范式”到后来的“以过程为中心的范式”之不断修正与补充之后，当代西方人类学的法律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纠纷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dispute）（Comaroff & Roberts，1981）。特别是在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地方性知识》出版之后，西方人类学对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权威形态、道德体系、世界格局等问题的讨论，呈现出多元化视角倾向，并且基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当西方法律人类学研究由于无法摆脱对西方“法律”（law）这一概念之限定，仍纠缠于寻找非西方部落社会中类似法律的规则之时，瞿同祖和费孝通则基于中国社会的文明特质，分别从大传统与小传统角度给出了对中国法律之理解的典范：中国的法绝非抽离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一套规范，它与儒家文化关系密切。瞿同祖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在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儒家所推崇的“礼”深深地融在了中国的法之中（瞿同祖，1981：292～354）；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则指出了乡村生活中“礼治秩序”的特征（费孝通，1998：50～53）。二人都强调，古代中国法律之特征为“以礼入法”，这与现代法有本质不同（王铭铭，2008）。因此，不论是“法”或“俗”，均因渗透着“礼”而相互交织。在两位学者的论述中，“礼”作为对人的规范并非是均质的，而是因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而有不同要求。这种融入了礼于其中的法，强调的是一种“差序的正义”（赵旭东，2011），而并非是现代法律规定的“同质的权利”。可以说，早期中国人类学者的上述立场，已经凸显了当下人类学法律研究的核心旨趣，对于理解中国的法律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种以“礼”释“法”的立场，却被来自海外学术界的一场争论所掩盖。这场争论来源于法律史学界对帝国晚期民事纠纷领域的考察，形成了“礼俗”与“礼法”的两种研究取向。以日本学者滋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