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形式的宗教，其生命力及其存在性都在于与民众生活的相互适切与不断地变化。本辑《宗教人类学》的“本土眼光”专栏收录的5篇文章，尽管研究的题目不同，关注的宗教形式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力图揭示民间宗教（教派形式与寺庙形式）、新兴佛教团体以及儒家祭祀能够穿越时空，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以及变化，其中官方的态度与宗教在民间的发展模式是最为值得关注的，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宗教的特征。妈祖信仰、儒家祭祀文化、佛教的三时系念、民间社区寺庙以及弘阳教都有各自悠久的历史传承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几篇文章用丰富详细的人类学资料，与相关理论进行对话，在展示传统宗教在现代生活中的生命力的同时，也指出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其现代功能的期待也超出了其固有的内容。那么一个很显然的问题便是，这些传统宗教形式的现代改观，是否还能保持其特有的宗教内容与社区功能？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官方与不同形式的宗教之间的互动，直接影响着宗教的存在与发展，而这种互动模式是与某个特定文化的特征密切相关，更显现在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各自不同的宗教样态。杨庆堃在其著作中很关注官方与宗教的关系，他讨论了“传统封建王朝如何竭力证明他们掌握了超自然力量？政府如何垄断了某些仪式以及对宗教事务的解释权？政府如何对宗教团体和僧侣人员加以管理和控制？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封建政权如何千方百计地防止、镇压非正统宗教运动的发展”（杨庆堃，2007：172）。

“神道设教”的基本观念通过各种文化性与宗教性的信仰，成为传统政治制度中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所有官方的综合性参考文献，比如官方文献和地方志，都有关于宗教事务的章节并有详细的记载，所有的寺庙分成两个主要大类，即官方祭祀（官祀）和民间祭祀（民祀），分类的标准更多是来自于撰修者的考虑，而与信仰的内容关系不大（杨庆堃，2007：144）。中国历史上的造神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自然存在着许多荒唐的东西，但明显地形成了几类透过“神道设教”的信仰形式并配合有相应的组织形式。实际上，这些不同类型的信仰与组织形式，基本上都反映了官方与民间直接或间接接受的某些特定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对于社会有非常深厚的引导作用。本专栏所涉及的儒家的家祭、妈祖信仰、寺庙间“讲礼”以及弘阳教信仰，是中国传统信仰形式的反映，同时体现了官方与民间在“神道设教”理念下达成的差异性共识。儒家的家祭如果是以儒家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那么妈祖信仰则是官方意识形态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信仰“正统化”或“标准化”的典范，民间寺庙间的“讲礼”仪式间接地体现了信仰的社区整合性意义，至于弘阳教作为民间教派尽管历史上始终受到官方的打压，而有关弘阳教的教主韩太湖在那个大旱之年，解救黎民于疾苦，获得民众的信仰，也反映着民间对正义的界定，通过救民于倒悬的正义之举获得社会安定。最后，佛教作为一直有系统性的宗教信仰体系，其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就是在不断地民间化、适应民众信仰的需求，来争取生存空间。某种教派的存在与式微、发展与消失，常常与官方的态度、民间的喜好密不可分，从净空派在临江的生存状况也能反映出来。

很显然，在中国社会中宗教的状态与样态往往是官方态度在民间互动的反映，因此，对此现象的认识与探讨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路径。美国人类学家华生（James Watson）从民间信仰与国家关系研究中提出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概念出发，透过妈祖信仰的研究指出，正是封建朝廷得以透过一个官方认可的神明信仰来收编并齐整各地方的淫祀邪神，从而达到将官方意识传递到地方乃至边疆地区的目的。随后学术界对于“标准化”种种表现的广泛讨论与不同解说，从中展示出的中国式的政教关系，说明不同形式的中国宗教表现的不是国家与地方的对立而是共谋的关系。正如张珣在文章中指出的杜赞奇与萧凤霞的“国家与地方共谋”观念给学界的启示，认为人民并非毫无思考能力的顺从者，这对当代中国宗教的认识仍然有启发性。在田野调查中所看到的，无论是庙宇的管理人、信徒，还是小区头人，都是在精打细算之下，或决定重建翻修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