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篇研究文章分析了现代非洲各地发生的妖术（Witchcraft，Sorcery，Sorcellerie）现象，讨论人们关于“多元的诸现代”（Multiple Modernities）^[1]（Moore and Sanders，2001：12）的社会不同参与方式。^[2]此类文章的主旨在于探讨非洲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妖术现象。本文为行文方便，将有关现代社会变迁与妖术现象的相关研究统称为“现代妖术论”。非洲各地被解读为“传统性”思考或“非合理性”行为的妖术话语及实践，实际上是转译现代各种经验（具体包括殖民地统治、独立后的国家统治、因结构调整而引入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等）的某种方式。^[3]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并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刊载的妖术研究的发展和动向。

二 现代妖术论的动向

（一）现代妖术论的三个主题

20世纪90年代的妖术研究包含政治性主题、社会性主题和经济性主题三种研究倾向。^[4]

第一种倾向是将妖术现象与国家的关系作为政治性主题而展开的研究。该观点将妖术视为使“传统社会”适应国家建设等政治过程的一种机制。该观点有两个立足点。第一，从国家立场来看，须采取现代政治制度（警察、军队、监狱等）或法律制度（妖术审判）等来处理作为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妖术现象（e.g.Fisiy and Geschiere，1990，1994；Geschiere，1988，1995，1997；Niehaus，1993；Rowlands And Warnier，1988；Smith，2001）。第二，将妖术看作人们反抗国家的日常性政治行为（e.g.Bastian，2001；Comaroff and Comaroff，1999；Fisiy and Geschiere，2001；Geschiere，1988，1995，1997；Harnischfeger，2000；Smith，2001；Soares，1997；White，1999），例如，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内战、政治家和官僚的腐败与渎职、多党制的转化与不正当选举事件增多等现象为政治背景，将巫术现象解释为具有抵抗性质的大众行为（e.g.Geschiere，1996，1997；Rowlands and Warnier，1988；Shaw，1996）。葛喜来（Geschiere）将其称为对抗国家的“政治性行为的大众化模式”（Geschiere，1998）。

第二种倾向是以社会性主题为核心展开的研究，较多关注妖术现象与现代公共性（亲属、社会关系等）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此类研究主要包括两个立场。第一，城市化导致的社会关系变化有可能引发妖术现象（Bastian，1993；Colson，2000；Geschiere，1997）。第二，着眼于以媒体为媒介的社会关系与妖术现象之间的关系。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信息超越了以往曾利用过妖术的亲属关系和农村社会的框架，产生了许多神秘的城市传说（僵尸、吸血鬼、猎头、豹人、鳄鱼人、外星人、猎奇杀人等）（e.g.Bastian，2001；De Boeck，1998；Comaroff and Comaroff，1999；Geschiere，1997；Parish，1999，2000；Shaw，1996，2001；Stewart and Strathern，2004；Weiss，1998；White，1990，1999）。

第三种倾向是着眼于妖术与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以经济性主题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此类研究具有以下三点特征。第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主导下，非洲各个国家引入了旨在结构调整的有关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受其影响，各国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学者们针对该变化所引发的妖术现象展开说明和解释。第二，高度关注产品的商品化以及人们对于商品的炫耀性消费（ostentatious consumption）所引发的对邻居的极度嫉妒和恐惧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妖术告发事件。第三，外资的流通或国家主导的开发政策所导致的地方经济（local economy）的兴衰与妖术告发和参拜反妖术灵庙现象的相互影响（Austen，1993；Comaroff and Comaroff，1993，1999；Geschiere，1997；Masquelier，1993，2001；Parish，1999，2000，2001）。

由于结构调整性政策的导入，市场经济化给现代非洲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此经济性背景下，亦产生了妖术现象。实际上，就现代妖术现象而言，较具启发性的文献多为关注经济性流域的研究。本文将在经济性主题的框架内，介绍研究妖术现象与市场经济化之间关系的情况。^[5]

二 市场经济变化导致新妖术的产生

本文中的非洲市场经济，是指以提高独立后非洲各国庞大管理体制的效率为目的，特别是以世界银行以及IMF提出的、作为结构调整一环而被引入的诸多经济制度的整体。该政策的前提是，希望借助市场来调整概念化的经济行为主体，使其行为转向合理化。^[6]但就市场经济而言，多数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以下三种新型劳动范畴。首先，矿山、种植园等地的季节性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