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直是日本人类学界的重要题目。特别是关于祖先崇拜、万物有灵信仰、巫术、萨满教的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成为了日本人类学界的关注对象之一。然而，日本冠以“宗教人类学”一词的书籍并不算早，大概是1980年前后才出现。例如，佐佐木宏干的《人类与宗教之间——宗教人类学备忘录》（耕土社，1979）、伊藤干治的《冲绳的宗教人类学》（弘文堂，1980）、吉田祯吾的《宗教人类学》（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等书籍，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才陆续出版的。1980年，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古野清人出版了《宗教人类学50年》（耕土社），较系统地梳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这也促进了日本的宗教人类学研究。就这样，迟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才逐渐确立宗教人类学这一学科。到了90年代，宗教人类学与亲属研究一起，变成日本文化人类学的核心领域。

引领日本宗教人类学的佐佐木宏干指出，当时在日本建立宗教人类学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日本人类学家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田野考察。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和整理先行研究的理论、学说、概念，日本的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及方法有了新的进展。

第二，以往的日本人类学以“原始宗教”的名义，研究万物有灵信仰、巫术、萨满教等。但是，通过研究世界各地的现代宗教，日本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制度宗教及新兴宗教。于是，日本人类学的宗教研究范围涵盖了制度宗教、新兴宗教、“原始宗教”等多个领域（佐佐木等，1994）。如1994年佐佐木宏干和村武精一编写的入门书《宗教人类学——解读宗教文化》，其内容涉及祖先崇拜、宇宙观、坟墓、祭祀、神话、仪式、巫术、萨满教、基督教、佛教、新兴宗教等范畴。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人类学家开始特别关注宗教呢？理论上，这与当时亲属研究的衰退相关。众所周知，亲属结构是功能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特别关注的题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这两个学派影响的日本人类学家，基本上都从事亲属及与其相关的研究。例如，1953年东京都立大学成立了日本首个人类学研究机构，直到80年代，该机构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从事与亲属结构相关的研究。可是，随着欧美人类学开始怀疑亲属的普遍性以及亲属研究的有效性，他们开始重新寻找新的研究题目。此时，东京都立大学出身的学者关注的题目是在日本已经有一定成果的宗教，并且，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日本流行的是英国的象征人类学与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这两个学派都重视当地的文化符号以及世界观。东京都立大学出身的不少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开始从亲属结构研究改成宗教研究。这个研究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整个日本的人类学界。

与中国的人类学不同，日本人类学研究的范围较广，他们以大洋洲和非洲为主，研究世界各地的民族社会。虽然也有研究中国的人类学，但从整体来看仍为少数。特别是在超过2000名以上会员的日本人类学学会里，目前研究中国汉族社会的学者恐怕不到30名。可是，这个情况并不代表日本人类学界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很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末成道男、渡边欣雄等著名学者开拓了中国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来看，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也发生过从亲属结构研究到宗教研究的转换。比如说，末成道男和渡边欣雄最初都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出发研究亲属结构，90年代以后，就开始以台湾客家地区的宗教为个案，从事神明信仰、仪式等方面的研究了。日本的中国研究（包括韩国研究）与非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区的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90年代后也仍然持续亲属结构研究。可是，不少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同时寻找替代亲属结构的其他领域，例如宗教、族群、旅游、企业等。其中，从数量上看，与宗教人类学相关的研究最多，目前从老教授到年轻学者，不少关注中国的学者从事或者关心宗教人类学。

自从1991年渡边欣雄出版《汉族的民俗宗教》以后，日本人类学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大大进步，已经形成几个不同方向：末成道男、周星、三尾裕子等推动的民间信仰研究，佐佐木伸一、黄强、志贺市子等推动的道教与萨满教研究，渡边欣雄、小熊诚、兼重努等推动的风水研究，吉原和男等推动的华侨宗教（德教、一贯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