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人类学》主编约我写一篇介绍美国基督教人类学的文章，让我既有点兴奋，又有点不安。兴奋在于，这个主题的确是我近年来关注的对象，前前后后读了一些东西，算是有些心得体会；不安在于，对于这个主题，已经有了不少介绍性的文字，包括即将刊登在本期一篇文章，以及《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1辑“基督教人类学”的读书会笔记。我的概述必然会有许多重复的成分，也有班门弄斧之感。但既然已经应允，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在搜集资料与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如何界定美国的“基督教人类学”，便是一个难题。在20世纪以来的很多民族志中，都有关于基督教的部分，然而，仅仅在近十余年来，才有大量以基督教为主题，或者说，以信仰基督教的人口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民族志或论文出现，并随之出现了对于不同地区基督教形态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基督教人类学”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更是在2003年才被罗宾斯（Joel Robbins）提出（2008：191～199）。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主要介绍“基督教人类学”作为一个领域出现之后的研究成果。虽然学者们各自的田野地点与兴趣取向不同，但这些研究拥有一些共同关注的主题，并在这些主题下形成了相互对话（Bialecki，Haynes and Robbins，2008）。我的介绍将围绕其中几个主题展开。在文章的最后，我将简要谈到美国基督教人类学对中国可能的启发。

一 基督教人类学的缺席

探讨近年来美国基督教人类学的发展，不得不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世界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在人类学研究中长期处于“缺席”的状态。早在1991年，哈丁（Susan Harding）就曾经指出，在美国的文化研究（study of culture）领域，基督教总是被视为“讨厌的他者”，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Harding，1991）。十余年后，罗宾斯发展了哈丁的观点，指出基督教被排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他者性”（otherness），也是由于它的相似性。一方面，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美国本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与政治之间的纠缠使人们不敢轻易谈论它；另一方面，人类学学科发展之初与传教活动之间的纠葛，以及对“他者性”（alterity）的倡导，使基督教无法名正言顺的成为学科研究对象。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基督教既是遥远的，又是临近的，这种模糊性使人们对它讳莫如深，不愿言说（Bialecki，Haynes and Robbins，2008）。

这样，美国人类学家在选择田野地点的时候，总是会故意回避基督教的社区，即使被迫前往这样的地区，也常常把基督教视为边缘的，并否认基督教会带来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转变。为什么标榜真实客观的人类学家，在面对基督教的时候会故意视而不见？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承认基督教会真的改变土著人的生活？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罗宾斯从人类学理论的深层结构出发，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而精彩的分析（Robbins，2007a）。

罗宾斯指出，人类学界忽视基督教研究的背后，蕴藏着对非延续性（discontinuity）的理论关怀的缺失。“从理论层面上看，关键问题在于文化人类学一直以来都是一门关于延续（continuity）的科学。我的意思是，大部分文化人类学家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他们所研究的事物——符号、意义、逻辑、结构、权力动力学等——都具有持久的特质，并且没有做好改变的准备。这个偏向已经很深地被写入了理论信条，以至于人类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所有理论视角，几乎都是以这个信条为基础的”（Robbins，2007a：9～10）。从最初对“文化”的界定中，人类学家便将文化定义为一套持久不变的模式，虽然这种定义受到了后现代理论与实践理论的冲击，但时至今日，人类学家仍旧热衷于在表面上的变化中寻找文化的延续性，即使有新的要素加入，也并没有真正改变传统，而是换一种方式延续了传统。在这种假设的引领下，人类学家总是拒绝承认归信（conversion）的可能，他们将人们改宗基督教的行为视为受功利性的驱使，例如，对钱财和权力的追求，并认为即使在改宗之后，人们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用基督教的语言交谈，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旧是以前的自己，尊崇的也仍旧是传统价值体系。换句话说，他们只有基督教的形式（form），却没有内容（content）。在罗宾斯看来，这种假设事实上是没有依据的。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归信都是一个“分离的时刻”，它将一个人生命中的过去与未来分离开来，是时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