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从南来兄手中接过其新著《构建中国的耶路撒冷》（Cao，2011），立即捧读，多有收益，深感有必要尽快介绍给国内读者。但一来读书速度较慢，自己也在忙于写作关于农民工基督教会的书稿，再者也感到一些思考需要有所沉淀，故延迟至今方才记录下一些阅读的体会。在本文中，笔者没有详细介绍该书的内容及其论证过程，而是更多地对其提出的问题以及解答问题的立场、方法和路径进行了探讨——有关这一点，如果有读者有所不满，那么还请原谅。笔者之所以如此行文，只是因为笔者愿意将阅读的快乐留给有心的读者自己。

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州获得“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谓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尽管其准确出处和意涵有着不同的说法和版本，但有一个基本事实被普遍承认，即一方面基督教在温州“复兴”了几十年，几乎重现（准确地说是远远超过）了盛唐之时景教“法流十道”的景况；另一方面，或许也更为重要，随着温州基督徒商人的足迹，温州人所创建的教会也得以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建立并兴旺起来。^[1]

令人关注的是，温州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所谓“温州模式”，与此相应的则是同样被称为“温州模式”的基督教的迅速发展。笔者认为它在中国基督教（或宗教）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事实否定了之前广泛流传的一种社会经济解释，即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大范围（特别是河南、安徽等地）的迅猛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严重滞后，即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是经济落后（或说人们太穷）。

然而，关于这两个模式之间谁为因果，还是互为因果，抑或根本就是两个同时发生的现象的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温州基督教的发展只不过是搭上了温州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但这种解释所存在的问题和局限非常明显，而且它的逻辑其实只是之前那种社会经济解释的逆向版本而已，即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发达了（或说人们有钱了）。也有人认为，温州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与基督教的发展有关，这一解释采用的是韦伯的一个经典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是这种解释的有效性也相当有限，因为一个基本事实是，尽管基督教在温州有着很大的发展和社会可见度（visibility），但它并不是唯一得到复兴的宗教；佛教、民间信仰等也都非常兴旺，而且至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佛教仍然是当地的主要宗教形式。更令人怀疑的是，宗教（不仅仅是基督教）在温州（乃至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到底有多大的推动作用？注意，笔者并非否认宗教（包括基督教）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而是对那种简单归因的方式抱有疑问。

无论如何，笔者仍然完全同意该书封底介绍中的说法，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与之前那些以老人、农村或社会边缘群体为主的中国基督教研究不同，它转而关注那些在地方社会中有着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交往能量的企业家基督徒群体，即所谓“老板基督徒”。这一点对于希望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英语世界来说尤其重要和及时。

再次说明，为免于笔者的转述使得那些精彩的故事索然无味，笔者不会试图在一篇短文中概述其主要内容，笔者更愿意从其副标题中提到的三个关键词出发谈谈自己的体会。

关键词一：基督徒（christians）

注意，是作为个体的“基督徒”，而不是作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机构或制度）的“基督教”。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就已经暗示了作者试图强调的主体性及实践性。我们这一代很幸运，在关于中国宗教及基督教研究方面已经可以阅读到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令人失望的是，笔者发现很多研究文本阅读起来实在令人沮丧，甚至可以说味同嚼蜡。究其根本，笔者想或者与这些以基督教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在行文中把基督徒给“杀掉”了有关。

换言之，笔者感到在这些研究作品中，活生生的人（基督徒）消失得无影无踪，鲜活的生活被切割、抽离、肢解成一个个分析单位。在那些看似严谨的框架、理论、模式中，在那些看似规范的论文或著作中，基督教似乎只不过是一个关乎理念的抽象概念，就算是所谓组织，也不过是供我们研究的解剖对象。说得更直白些，我们这些研究者说的虽然是基督徒们的事情，但却不允许，甚至是有意识地“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