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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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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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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评介

    作者:孙璞玉 出版时间:2013年09月
    摘要: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评介宗教人类学作为传统人类学中重要的一个分支除了对民间信仰的持续关注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视线投向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但是关注中国本土尤其是国内学者关注本土上世界性宗教的研究还比较有限而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的出现是这个领域逐渐壮大的表现之一该书是在黄剑波博士论文四人堂纪事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原论文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第三届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博士论文奖副标题

    宗教人类学作为传统人类学中重要的一个分支,除了对民间信仰的持续关注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视线投向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但是关注中国本土,尤其是国内学者关注本土上“世界性宗教”的研究还比较有限,而《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的出现是这个领域逐渐壮大的表现之一。该书是在黄剑波博士论文《四人堂纪事》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原论文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第三届“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博士论文奖),副标题为“吴庄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辗转将近十年之后才得以在特区出版,其“后记”性质的文字前后写了三篇,其间的种种所折射的宗教研究的学术生态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希望读者在读完之后自己能够体会。本文旨在简要的评介这本专著,希望使读者能够更快地了解这本书。

    作为一本民族志,本书是在作者2001年到2002年间前后四次共计10个多月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作出来的,田野调查的地点是甘肃天水一个化名吴庄的汉族村庄里,村子不算小,500多户3000多人,吴姓是大姓,和众多地方的传说一样,当地人也自称其祖先是从山西洪洞迁过来的。吴庄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儒家宗法理念在这里影响很深,但同时这里还有着多种信仰,有当地的伏羲信仰,也有道教信仰,当然,基督教信仰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据吴庄教会所属的天水市北道“三自”委员会的李牧师估计,吴庄有超过1000名信徒,在不小的地理范围内都很有名气,也使得这个村庄成为了透视中国乡村基督教变迁的极好范本。

    一 基督教在农村的兴起与本土化

    回顾历史,基督教是从1876年进入天水的,1898年,吴庄成立了吴庄基督教会,1900年建造了吴庄第一座教堂,由于该教堂主要由四个信徒主持,故村民们又称之为“四人堂”。这样一算,吴庄接触基督教也不过百十来年的时间,在这百十来年的时间里又发生了很多政治运动,按理说应该对当地人的基督信仰产生不小的冲击,但是基督教不但在当地站稳脚跟,而且在信徒数量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1980年前后教会得以恢复活动之后,是作者称为“灵火燃烧”的20年,不仅自身壮大,而且外地甚至海外的基督教人士都慕名而来,参观讲道。其实不光是吴庄,整个中国乡村的基督教都有着类似的发展过程,于是探寻基督教兴起的原因就成了研究者所寻求的问题,该书的作者也不例外。

    之前对基督教“大复兴”原因的研究有很多,黄剑波总结了前人的几种解释,分别为“自然因素论”——人们将不能理解的现象归结到超自然因素;“社会因素论”——简言之就是中国处在一种价值观“失范”的状态,空虚的人们转向宗教/基督教来寻求慰藉;“文化因素论”——很多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后皈依基督教;“心理因素论”——人对宗教的渴求源于内在心理结构。作者认为这些解释都是“在宗教之外寻找原因……而没有关注人的宗教心理及宗教本身的特性”,随后引出了一个颇具人类学意味的“内部人的视角”。内部人/外部人的划分是人类学的传统,这里“内部人”的观点就是指那些信教者自己的解释。“三自”教会官方认为这种增长是三自爱国运动奠定的基础,而海外华人教会认为这种增长源于受苦教会的延续,在政治运动时期那些坚持信仰的信众“为主受苦”,所以现在教会才发展得如此之快。不过这两种“内部人”观点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这里对他所总结的几种解释没有再进一步评价,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可以看到,在黄剑波总结的几个因素中,除了“文化因素”之外,其余的原因可以用于解释任何宗教,却无法解释为何单单是基督教得以“大复兴”。在读一些研究时,提到河南等内陆农村基督教复兴时,有种解释认为是人们太穷了,所以人们将宗教当作“精神鸦片”,而提到温州等“老板基督徒”时,又转口说人们太富了,富人们精神空虚,所以向宗教寻求慰藉。所以不管我们贫穷还是富有,必然会导致我们信仰宗教。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经济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可能还会有种理论认为既没有变穷也没有变富,人们对现状感到厌倦并对未来失去希望所以转而投向宗教。这些解释单看上去都还说得过去,貌似还有理论的深度,但是放在一起又很滑稽。这种现象也表明了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