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为中国的宗教研究注入了活力，人们越来越以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样本如何确定、调查过程是否合理、调查方法是否全面等作为衡量研究成果的主要指标，在其中可以看到，“科学”的位置越来越高。但如果反思调查理念，如指标的设计、指标之间的关系解释，甚至问题本身，就常常显现出与西方宗教概念一致的思路。而在中国的调查实践中，很难找到一个鲜明的分界点——“在这里，宗教完结了，而非宗教开始了。”总会存在着某些边缘性的，甚至似是而非的宗教现象和宗教模式。如何定位五个宗教之外的宗教？在单一宗教信仰社区和混合信仰社区如何设计量化指标？如何使理论假设的普遍性与地方经验的特殊性相协调？甚至中国宗教的信仰现象如何用问卷表达都会成为问题。显然，仅仅关注“术”的科学性难以解决被动“西化”的纠结。中国的宗教社会学发展需要提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没有自己的问题就只能人云亦云，被动“西化”不可避免。

如何实现中国语境的学术创新，固然需要从对中国本身的观察出发，发现我们的关注点，并给予概念的界定和命名。但作为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后发”国家，我们可以借鉴的不仅仅有西方人的研究结果，更应该有对创新如何可能的了解。笔者认为，实现中国语境的步骤之一是梳理别人曾经走过的“路”，从中了解发现问题的突破口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大多数人文学科一样，宗教社会学的出现远远晚于它的研究对象，最早对宗教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那些社会学奠基人，都把宗教当作理解人类社会的重要变量——因为宗教是一种社会存在。然而，这种关联性在历史较为漫长的宗教立场，是一种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决定者与被决定者的关系。于是，对宗教与社会基本张力的理解随着不同宗教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内容、社会对宗教的接纳与排斥形成不同线谱。人文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了解宗教信仰者所看到的世界，还必须尽可能拓展自己的视野，由此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解宗教现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客观材料与主观意识的各种针锋相对的主张。”“既然我们无法置身于这种局限之外，那么所能做到的，最好是对我们个人和文化的先决条件有个较清醒的意识”（福瑞德瑞克·J.斯特伦，1991：18-21），解决问题的路径可以是领会、整合与开拓。宗教对社会的理解是我们发现宗教如何被辨识和问题如何被提出的前提，社会学对宗教的解读则是世俗社会对宗教真实作用的辨识，两个维度的变奏都应该被纳入我们的视野。

一 以神圣与世俗为主要分界的文化土壤

尽管普遍原则的追索是社会学家的责任，但宗教的说教早于世俗界对社会的认识，并以融入生活的方式与实在的社会秩序保持着联系，始终发挥着与宗教说教相应的重要作用。这个研究对象的特点不仅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必须从那个特殊的“文化土地”出发，也决定着学者本人难以摆脱自己的文化背景、文化身份的影响。因此，后来者对各种研究成果也必须报以审慎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盲目的否定，而是通过了解研究成果的机理，予以采借和吸收。

从宗教追求的是灵魂的解脱或得救的角度来看，宗教总是有超越现实，或者与现实保持某种距离的一面。宗教在为世界提供说明时，总是在现实的领域之外设置一个超验的领域，并以后者作为前者存在的基础和本体，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自身的调整，保持对社会秩序的引领。各种宗教传统都通过对人类生活中终极目标与日常行为之间关系的选择性解释，并以这个解释对所规定并提倡的社会态度为基础，明显地彼此区分开来。宗教视角中，宗教与社会的基本关系正是以神圣与世俗的差异之间的张力为基础的。这是由宗教奏出的宗教与社会认知关系的最早线谱。

在印度人的观念里，人生是由一系列无穷无尽的生与再生组成的，个人通过业力（karma）可以使自己最终解脱生与再生的永久轮回。在印度教的说教里，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等是由宇宙神圣力量所认可的合法的社会阶层，个人要履行其所属阶级或种姓所期望、所要求的法律和职责。而个人可以通过在社会系统中的业力使自己得到最终解脱。在印度教中，宗教与社会是一种相互补充。这样的信仰，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层化与宗教价值的等级秩序的稳固。

佛教通过确信世俗生活不可能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