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宗教演化》（Bellah，1991：20-50）中，根据广泛的人类经验提出了一个检验文化和宗教互动的模式。在当今社会科学家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醒我们，进化论的作用更像是规范引导而非测试性理论。贝拉在其雄心勃勃的计划中还是相当谦虚的，他警觉到其所用的例证源于历史文献，而模式本身则不是历史。模式是“一种思考的工具”：一个用来指导思考的理论性框架，而非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性描述。在我们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使用贝拉的“思考工具”的基本模式，包括来自贝拉本人^[1]和其他宗教学者研究中的一些修正和补充的内容。

人类学的研究证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的组织越来越复杂——从以家族为基础的狩猎群体（他们的活动只限于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到现代文明中全球性相互关联的巨大城市。文化心理学家指出了在社会组织高级形态和人类意识的视野间的互动，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并依赖于人类认知能力范围的扩展。

贝拉将宗教定义为“将人与其生存的终极条件联系起来的一套象征形式”（Bellah，1991：21）。其发展模式揭示：通过某些方式和人类宗教性——面对并解决终极问题的认知能力——介入到心灵和社会的互动之中。贝拉认为，伴随着范围广泛的人类经验，宗教象征产生变化，趋向于更为千差万别、完善和理性化。通过系统性的与这些象征性手段相关的方式，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作为新的认知能力出现，并在人类社群中发展、传播。

宗教社会学（第一辑）

我们将借鉴贝拉的模式^[2]，检讨宗教发展的五个时期：从早期的宗教表述到在现代社会出现的宗教意识。每一时期都有一种主导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从部落组织到相互关联的全球文明）和一套主导性的解释工具（从姿势和符号，透过语言和文学，到系统性地思考复杂的互动过程）。我们的讨论将透过时间脉络向前推进，言下之意是较晚出现的宗教解释和组织是更为复杂的模式。但事实上，不同阶段的宗教组织与解释形式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早期社会的模式和解释形式并非简单地由后来出现的解释能力所代替。随着文化发展，早期人类能力继续发挥作用，并通过新能力的出现而扩展。于是，兴旺于当代文化中的宗教传统保存了源于早期人类宗教表述的很多因素。贝拉继续坚持认为“没有失去任何东西……部落时期和古代宗教的面向仍活在我们中间。……轴心时代一如既往地作为我们决定性的因素”（Bellah，2003：273）。

一 早期宗教^[3]

早期人类生活在小的群体中，由亲属和所居地连在一起。19～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们考察了很多仍然保持早期部落特征的群体——非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新西兰的毛利人、北美和南美大陆的原住民。几乎没有任何例子表明早期的社会组织还能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是在这个地球最偏远的地方也已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侵蚀。

凯伦·阿姆斯壮（Karen Armstrong）注意到，很多早期的人类群体，“经历着神圣作为其周围及内在世界的固有存在”（Armstrong，2006：xv）。人们相信人、动物和植物，甚至石头与河流，有着相同的灵性或生命力。日常生活浸淫于这样一个神秘的世界，与善良和凶恶的力量同在。在这些人类的群体中，宗教活动与日常生活密切地融为一体。

这些早期社会是没有文字的，姿势、符号和语言是主要的解释性工具。通过故事和图像，人们讲述、聆听并记住过去，通过仪式和象征来共享信息。记忆也是群体团结的强大力量，传递着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谁是我们的保护者、谁是我们的敌人等信息。故事强化了群体认同，并帮助人们确认群体对其所在世界存在位置的理解。这些早期群体积累的智慧显示在艺术的图画和简单的神话中，后来，宗教神话被完美地整合进伟大的古代文化中。

早期人类并没有作为一套信仰和实践的宗教，明显地区别于其日常生活经验。事实上，有必要与宇宙力量保持经常的沟通交流，以便保证生活的正常需要——食物、安全、繁衍、健康、预防自然灾害和人类敌人的侵袭。宗教活动从个人在家庭或部落中扮演角色的熟悉功能——作为男人或女人，作为家长或子女，作为狩猎者或采集者或医生或首领——中产生。这些活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