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词源上看，世俗化出自拉丁语Saeculum，它在“时代”和“世界”的双重含义上，相对应于宗教救赎的时代和宗教世界，即上帝之城。“世俗化”意味着“成为俗世的”，也就是把人、事物、意义等从宗教的或是教会的改变成属世的或是为凡俗所用的。世俗化过程及其理论具有强烈的欧洲背景。在欧洲，世俗化意指相对于包括政府、经济、科学的世俗体制，教会体系的大小、力量、功能等都不断减缩。

“世俗化”这个概念最初是由韦伯（Max Weber）于1930年提出的。在韦伯的相关文集中，“世俗化”这个术语被作为理性化和祛魅化的过程兼结果来谈论，此时的世俗化概念仅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少地求助于超自然力量，转而求助于现实世界的知识，而宗教生活越来越退隐到人的日常生活之外（William H.Swatos，1999：212）。韦伯用这样的世俗化（更准确地说，是理性化和祛魅化）过程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得益于基督新教从中世纪天主教脱离出来及其理性化的思想。应该说，韦伯当时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限定性，地域上限定于欧美，时间上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社会发展，对象上研究的是天主教和新教。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958）也偶尔使用世俗化这个术语。在他看来，世俗化理论实际上是基督教神学现代化的表现，是宗教改变了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世俗化范式始终未经挑战、未经论战、未经检验。威尔森（Bryan Wilson）、贝格尔（Peter Berger）、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及道博莱尔（Karel Dobbelaere）是世俗化理论的主要论者。

然而，自从马丁（Martin，1965）指出世俗化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意涵的概念，应该将其“从社会学词典中清除出去”之后，世俗化理论就受到了广泛的批判与质疑。批评者认为，世俗化理论不仅缺乏经验的支持，而且是论述不系统的大杂烩（Hadden，1987）。这一批判的标志性事件是世俗化理论的旗手贝格尔在20世纪90年代末（Berger，1999）公然向世俗化理论开战，称其“是个错误”。与此同时，以斯达克（Rodney Stark）、芬克（Roger Finke）和艾纳孔（Laurence Iannaccone）等人为代表的宗教经济模式（或称“宗教市场理论”），以道博莱尔（Dobbelaere，1981）、卡萨诺瓦（Casanova，1994）为代表的“多维的”和“去制度化”的“新世俗化理论”，以及以法国社会学家爱尔维优-雷杰（Danièle Hervieu-Léger，2003）为代表的“多元宗教现代性”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对世俗化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这些批判与超越将我们研究的关注点重新带入现代性语境之中，本文通过悬置世俗化理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预测性结论，从“传统—现代—高度（晚期，后）现代”的理论视角指出，经典世俗化理论和新世俗化理论都是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指向的，而且这种理论本身既承继了古典社会学家们的理论关怀，也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宗教经济模式对经典世俗化理论的批判是因为没有完全领会现代性的悖论逻辑。现代性的悖论是基于自由的悖论，其表现为现代人在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赋予生活意义的传统规范价值的庇护，他们不得不另觅新的形式重新赋予生活以意义。诚如爱尔维优-雷杰所指出的，现代性往往产生出与其本质相对立的、外在的、他律的东西。现代社会中的宗教秩序也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传统宗教的制度权威日益遭受个体自主性的侵蚀；另一方面，日益增强的自主性产生出更强烈的需求去建构信仰的新的社会化方式（转引自汲喆，2005：234）。正是现代性的悖论逻辑使得世俗化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兴衰兼具的矛盾现象，也成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 早期现代性与经典世俗化的理论逻辑

世俗化过程及其理论具有强烈的欧洲背景。所有这些论者都是欧洲人或者欧洲移民，其研究方式也都是从欧洲基督教推广到世界性宗教。经典世俗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贝格尔和卢克曼。他们在对宗教的社会功能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上提出世俗化理论。他们把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分为两部分：一是宗教对社会制度和社会角色的合理化论证；二是宗教对无秩序现象提供的合理化解释。正是由于宗教的社会功能在现代社会遭遇严峻的挑战，贝格尔尝试对宗教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命运加以分析预测。他的宗教衰退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即宗教的作用与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日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