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的一大核心主题，是讨论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世俗化”思想曾经支配了这个论域。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析现代性处境下宗教之命运的世俗化理论，失去了它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有学者甚至宣称可以“彻底埋葬世俗化理论”（Stark，1999：249-273）。特别是曾经的世俗化理论旗手彼得·伯格，在90年代后期也公开承认世俗化观点是个错误，这被认为是世俗化理论彻底破产的有力证据。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仍然坚持世俗化理论的立场，并对这一理论作出了若干重要修正。目前，摆脱了世俗化思想的桎梏后，学界对于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也有了更为丰富的考察进路，世俗化理论本身已退出学术关注的中心。但是，世俗化理论毕竟曾是思考现代性处境下宗教存在方式及其发展走向的最为系统的理论，也是20世纪中后期试图打破普通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之间隔膜状态的最具成效的努力，它所蕴涵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困境，都对我们有重要启迪。本文以彼得·伯格在世俗化问题上的立场转变为线索，结合西方学界对不同版本世俗化理论整体逻辑的分析以及若干主要的理论修正，来把握世俗化理论的核心要素及其理论困境，并对世俗化思想与现代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关系作初步思考。

一 伯格版本的分析重点及困境：主观意识层面的世俗化

彼得·伯格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学界的几位“通才”学者之一，对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继马克斯·韦伯以后最重要的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的理论风格主要体现了社会学的欧陆与古典传统，像社会学经典时期的大师们一样，他把宗教视为“理解人类社会之结构与过程的关键”（Beck ford，1989：7），强调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个宗教问题（Hunter and Ainlay，1986：4-5）。因此，他批评二战以后主流社会学对宗教问题的忽略是“莫名其妙”的（伯格、卢克曼，1991：197）。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研究相辅相成，是少数几位像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创始人一样，能将基于宗教研究的理论思想影响普通社会学的当代学者之一。彼得·伯格的宗教社会学，主要由逻辑上紧密关联的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对宗教社会学中若干基本主题的探讨。在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伯格深入研究了宗教的起源、功能等问题，并在宗教定义的讨论中进一步阐发了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其二是深入思考现代性与宗教的关系，建构了系统的世俗化理论，对世俗化的根源、表现形式及后果作了全面剖析。在世俗化问题上，伯格的观点前后截然对立。

彼得·伯格把“世俗化”界定为近代以来西方历史上可在经验上清晰观察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社会的宗教世界缩小了，“社会与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与宗教象征的控制”（贝格尔，1991：128）。这也是一般世俗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伯格强调，世俗化是发生在社会结构、文化以及主观意识这三个层面上的整体性过程。不过，伯格更关注主观意识层面的世俗化，他指出，“世俗化”这个概念，并非仅仅指政教分离等社会体制方面的变化，而是适用于人类思想的内在过程，它表明，“神性，至少是以传统形式表现出来的神性，已经退入人类关注和意识的后台了”（贝格尔，2003：2）。因此，在西方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在看待世界及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需要借助宗教解释。而那些仍然把超自然者作为一种有意义实在的人，必然处于“认识上的少数派地位”（贝格尔，2003：6）。在伯格看来，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矛盾现象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例如“美国例外”在此视角下才能在世俗化分析框架中得到合理解释。^[1]对主观意识层面世俗化的强调，是伯格版本的世俗化理论最为鲜明的特征。

伯格重视主观精神领域的研究取向，深受马克斯·韦伯与阿尔弗雷德·舒茨的影响。像他的精神导师马克斯·韦伯一样，伯格也拒绝各种一元论的“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导致世俗化的因素是多重而复杂的，没有哪个因素单一地造成了世俗化。他承认现代经济过程，即工业资本主义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经济、技术的变迁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复杂、交互的影响。而且，“如果没有既非技术亦非经济性质的先在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