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之父没有使用或者极少使用“世俗化”这一术语。后来的社会学家更频繁地使用“世俗化”这一术语，但赋予其不同的意义（Shiner，1967）。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关于世俗化的数种社会学理论才主要由贝格尔、卢克曼和威尔逊提出，用以指称涂尔干所说的分化、韦伯的理性化、滕尼斯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这些理论引发了对世俗化有效性和普适性的讨论。一些社会学家完全拒斥这一理论，甚至将之称为应该被抬到“失败理论之墓地”的“教条”（Stark，1999：270）；另外一些人则是这一理论的坚定支持者（Wallis and Bruce，1992；Wilson，1985，1998）。要想理解这些彼此矛盾的评价，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的作者究竟是在何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世俗化这一术语的。斯达克和斯瓦图斯及克里斯蒂亚诺（Swatos and Christiano，1999）引用那些预测个体宗教性衰落的论著，并以历史数据和新近的经验数据为基础拒斥了认为世俗化是“个体虔诚度”下降的理论。相反，威尔逊（Wilson）、华理士（Wallis）和布鲁斯（Wallis and Bruce）强调宏观层面的世俗化，即宗教失去了其控制诸如政治、经济、家庭、教育和法律这样的世俗子系统（亚系统，subsystem）的社会力量。但是，这里仍然存在另外一个维度来分析可能的变迁——宗教行动者（actor）如何应对？他们是否不情愿接受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变化，或者他们是否抵制这些变化，如何抵制（这些变化）？上述问题涉及分析的三个层面——社会的或宏观的层面，组织的或中观的层面，个体的或微观的层面——也可能是三个层面的互动。由于世俗化被作为社会变迁在三个层面上的变化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历史的“基线”（baseline）来评估宗教社会角色的变迁，也需要对宗教进行界定以评估宗教的变迁。在详细阐释世俗化理论之前，笔者首先讨论这些基本的观点。

就宗教社会角色的变迁而言，“基线”不可能是人们的宗教性的程度，因为这涉及对不同情境中的人的比较：拿过去的宗教强制与当今个体的宗教自由相比较（Le Bras，1963：448-449；Delumeau，1975）。比较的标准应当是社会层面的：在西方，宗教主导社会秩序的时代是在英诺森三世时期（Incocent Ⅲ，13世纪），当时教会控制“政治、司法、商业和社会交往”（Wilson，1976：9-10）。因此，世俗化的定义预示着制度性宗教的权威失去了对其他子系统的控制。这说明宗教与所谓的世俗的子系统之间一种功能性的分化。至于宗教的界定，笔者认为，为了研究世俗化的过程，我们不能采用功能性的定义，因为任何履行所谓宗教功能的意义系统都能被称为宗教（Dobbelaere，2002：49-52）。实际上，我们需要一种实质性、排他性和真实的宗教定义作为“基线”，可以如此表述：一种与超验和超验实在相关的信仰和实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宗教权威编制了超验和超验实在并将所有追随它的人们统一在一个单一道德共同体内。因此，我们也得到了如下的世俗化定义：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旧的包罗万象的、超越性的宗教系统，被限制为一种与其他子系统并列的子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系统失去了其对其他子系统的重要权利。当然，这一界定指的是社会层面或宏观层面，指出制度性宗教的权威失去了对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家庭、教育和法律等——的控制。

一 世俗化理论的理论背景

对世俗化理论的社会学阐释始于功能分化的过程：宗教成为与其他子系统并立的一种子系统。实际上，世俗化只是宗教子系统功能分化一般过程的结果。确实，现代社会主要沿着功能线分化，而且发展出不同的子系统（例如，经济、政治、科学与教育）。这些子系统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因为社会对这些子系统有着同等的需要；这些子系统也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履行其特有的功能（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有效知识的生产与教授）。当然，这些子系统的功能自主性依赖于其环境以及与其他子系统的沟通。要确保这些功能得以正常履行及与其他系统的沟通，组织（商业公司、政党、研究中心、学校）就被设立了。在每一个子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中，沟通的达成要依赖于子系统的媒介（金钱、权力、真理、信息以及专有技术）。每一个组织也根据子系统的价值标准（竞争与成功、权力的分离、可靠性与有效性、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