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贝拉（Robert Neeley Bellah）现为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系社会学和比较研究教授，他是一位少有的精通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和神学的学者和当代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帕森斯曾评价贝拉是当代少有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也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继吉尔茨之后延聘的第二位宗教社会学家。鉴于其成就，2000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授予他“国家人文奖章”；2007年，贝拉还获得美国宗教学会颁发的马丁·马蒂奖（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Martin E. Marty Award）。

在汉语学术界，对贝拉的研究大致表现出前后四种不同的旨趣。最早的贝拉是作为一个美国文化研究者而被译介到国内，其标志是体现他后期思想的与他人合著的《心灵的习性》中译本出版。随后，高师宁和赵沛铎等学者对贝拉的早期思想进行了介绍，其重点是宗教进化议题（高师宁，1994；赵沛铎，1997）。第三个阶段的研究主要在韦伯命题之下对贝拉的现代化进行探讨，这体现于贝拉的《德川宗教》的翻译和出版。伴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强大，何为中国人的共同精神家园，以及对儒家学说是否为教的探讨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贝拉的“公民宗教”成为学界关注的第四阶段的重点（陈勇，2006；汲喆，2011）。

我们认为，对贝拉宗教社会学思想的了解不应局限于片段式地探讨，而更应做整体性的分析，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对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所处的社会情境进行梳理。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置于贝拉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学界关注较少之处及其理论的新近发展等的介绍。具体来说，本文从贝拉的宗教观及分析路径、宗教与现代化、宗教进化论和公民宗教论等方面展示其宗教社会学的全息图。而他的核心议题是分析在社会中被视为具有神圣性的价值象征体系及其功能，这又被他近来表述为“置于人类整个历史框架中进行理解的现代性议题……并对我们最深层次，且将现代性置于危险状态的社会和文化困境进行思考”（Bellah and Steven，2006：vii）。

一 学术背景和思想历程

贝拉1927年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南部小镇阿尔特斯（Altus）的一个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家庭，3岁丧父后，贝拉随母亲来到洛杉矶。

高中之前的贝拉深受基督新教的影响，但二战的冲击使得他开始质疑以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何为一个美好的社会成为贝拉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为找到答案，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贝拉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读物。1946年，贝拉考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在此期间，他抛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认同马克思主义。但贝拉后来评价这段经历时认为，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是将之作为自己原来基督教思想的“一时替代物”。即便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使得贝拉能够摆脱狭隘的美国文化的视角，用宽广的视野去审视世界历史。不久，他觉得马克思主义还是不能给他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人类社会的世界观。

随后，他开始寻找另一个视角。他认为，何为一个美好的美国社会，一开始就对其进行探究可能并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社会的把握应该从人类初民状态和异文化中去探寻。为此，贝拉选择人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并对霍皮印第安人和其他初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类学的整体论使贝拉受益匪浅。当然，除此之外，在大学期间，“东亚文明”和精神分析两门课程对贝拉后来的学术思想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前者使其对作为异文化的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宗教产生浓厚兴趣，后者则使其关注弗洛伊德的学说。先研究非西方社会，然后探讨美国及西方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贝拉避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拘囿。

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将东亚文明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对异文化的深入研究中，贝拉试图从理论上深层次探讨现代性的实质，于是他开始追随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派尔泽（John C. Pelzel）攻读博士学位。但在此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接受帕森斯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外，贝拉基本处于一个思想真空阶段。其原因更多来自现实：他原来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被斯大林主义，以及当时席卷全美的麦卡锡主义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相互攻击的社会现实击碎。在贝拉困惑之时，一方面，他在与帕森斯的交流过程中发现，要洞察现代社会，就必须了解韦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思想^[1]；另一方面，贝拉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