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以后，人们喜欢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来概括现代人文化生存的特质，进而，甚至将之提升为描述人类文化生存的基本精神维度。其实，按照蒂利希的看法，与其说是科学和人文，不如说是它们所承载的宗教精神才是整个文化生存的内核与根基。因此，关于人文精神、社会关怀、世界态度、价值取向等话题，无法不在深层与宗教相关。就此而言，检审现代宗教世界的状况可以透视现代人的整个生存状态。

毋庸置疑，在现代性的文化境遇中，传统的宗教发生了重要演变，由此带来宗教现代性的困境。如何评析和走出这一困境，重构现代人的宗教生活，从根本上制约着时代的精神风貌。德国生命哲学家、宗教社会学家、现代性文化理论批判家西美尔对此给出了独到的诊断和议案，这就是在从“外在的超验对象”走向“内在的生命品性”，从“宗教”走向“宗教性”的过程中，将“灵魂的宗教性存在本身”视为“形而上学的价值之在”，从而跳出内在的主体需要和外在的客体对象之间的二元分立。下面我们渐次阐发西美尔的诊断和议案。

一

先来讨论在西美尔的诊断下，现代宗教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和困境。

依据西美尔的思路，现代性宗教问题是跟现代性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关于宗教的分析依赖于关于文化的审视。现代性文化状况怎么样呢？他立足于生命哲学的立场阐释了关于“文化”的理解。

在西美尔看来，“文化”乃是“生命”产生出来的用以表现和认识自身的某种“形式”，如艺术、宗教、科学、技术、法律等作品，这些文化形式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的框架”，蕴涵着生命之流并供给生命以内容和形式、自由和秩序，赋予生命以“安身之所”，使得生命成为“精神性的东西”。反过来讲，生命若要成为“精神性的自成一体的系统”，就需要形式，形式就同生命不可分割。没有形式，生命便不成其为生命。

然而，这些文化形式或文化框架一旦产生出来，就获得了自身固定的“同一性、逻辑性与合法性”，就和创造自身的精神动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于是，一方面，生命只能以种种的“特殊形式”表现自己，另一方面，生命又在“本质上是永不停歇的”，在生命和形式之间构成了长久的内在的矛盾：生命永远在同自己的“产物”进行斗争，不断地突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由之也就形成了不断演进的文化史。^[1]可见，生命是文化的内在之流，文化是生命的外部呈现形式，在二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相协又相抗的互动过程，这一解释是对文化所做的生命哲学的辩证释义。

然而，现时代的文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异，使得一直以来的文化史进入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新异性表现在哪里呢？西美尔指出，现代文化的运动不再是“充满生命的当代形式反对毫无生命的旧形式的斗争”，而是“生命反对形式本身的斗争”。本来，只有通过形式，生命才得以表达自身；当形式变得不能适应生命的时候，生命便突破现成的形式创造新的形式。而如今，生命不仅是不再需要旧形式，而且是根本不再需要形式，相反与表达生命的形式之间完全处在了冲突之中，生命成为一种无拘无束的冲动之流。对比以前，在传统文化生存境况下，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或文化框架提供着各式各样的生活理想，而在当代文化生存背后则涌动着一种“否定性的动力”解构着一切文化模式，现代人不仅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理想，对此西美尔具体又生动地描述道：“假如你问今天受过教育的人们据以生活的理想是什么，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根据他们的职业经历给你一个非常专门化的回答。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提到支配他们作为人类的文化理想”（《现代文化的冲突》，第29页）。我们思想的真理价值既不是由自身的目的决定的，也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决定于生命之流的冲动。认识曾经为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框架，使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自给自足的意义，而现在“思想和感情却正消融在生命之流中”。“当生命的最纯粹的表现被认为是形而上学这一基本的事实，以及被认为是全部存在的本质时，这种表现也就成了核心的观念了。——每一个目标都成了绝对生命的一次冲击、一种展示方式或一个发展阶段”（《现代文化的冲突》，第36-37页）。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