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韦伯、涂尔干与马克思，西美尔显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人们对西美尔的了解也更多地局限于他对20世纪冲突论、交换论与符号互动论的影响（Wallace and Wolff，1999：76，174），退一步讲，如果说“复兴”这种判断适用于西美尔的社会理论的话，那么，“冷落”仍适用于描述西美尔宗教理论的研究现状。哈曼德（Phillip E. Hammond）在西美尔《宗教论文集》（Essays on Religion）的英文版“前言”中，简要介绍了西美尔的宗教论文方面的英译情况之后，不无遗憾地承认，在美国，甚至在德国本土，西美尔的宗教思想仍然鲜为人知（Hammond，1997）。

事实上，西美尔对宗教的兴趣常常被视作令人困窘的（McCole，2005：9）。不过，综观其学术生涯，他的确不断地在关注宗教问题，这种对宗教的兴趣在其自身思想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McCole，2005：11）。他在柏林大学多次开设宗教社会学与宗教哲学的课程。1899年，在给李凯尔特的一封信中，西美尔提道：“没有任何一门课程能够像宗教哲学一样令我满足，同时，这门课也是德国大学最难教授的课程，因此，我对它有着持久的兴趣”（Geyer，1991：186）。他不仅就宗教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专门论文，而且在诸如《货币哲学》《现代文化的冲突》这些并非直接以宗教为研究对象的论作中亦频频论及宗教问题。

西美尔对“信仰”这一现象在宗教与货币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相似性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探讨，本文即试图梳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及运思路向，从而对其宗教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信仰”进行研究。

一 西美尔的社会学及其宗教研究方法

西美尔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就已经触及“货币”这一经济社会学论题，他的《货币心理学》是在施默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影响下写就的，该作品尚受到人种心理学（Völkerpsychologie）与达尔文主义的强烈影响，不过，在这篇论文中，西美尔已经发现了现代文化中货币与上帝在心理上的相似性。^[1] 19世纪80年代之后，西美尔对货币的认知也随着理论导向的变化（Mila，2005：97-98）而相应发生了变化，集中体现即为《货币哲学》，这本书可谓西美尔对货币、对现代文化的一种全面的解读。作为西美尔少有的大部头著作，该书对社会交换和分工的影响、物化、大城市生活等论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其问题意识的宽广和深远，少有人企及。离开《货币哲学》就不能把握西美尔的哲学和社会学（西美尔，2000：241）。西美尔在20世纪50年代后被社会理论学界重新发现，甚至在8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西美尔复兴，挟此之势，他的货币理论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西美尔对货币的关注与诠释，从根本而言，乃是对于现代文化的描述与反思。因此，《货币哲学》讨论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西美尔在《货币哲学》“前言”中说道：“本研究整体的意义和目的无非是：要从经济事件的表面提取出有关所有人类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一条方针”（Philosophie des Geldes， GSG6，1989：12）。货币研究的整体也并不在于论断某种个别的知识内容及其证明，而是在于阐明如下的可能性，即从生活的每一碎片中寻求其意义的整体性（Philosophie des Geldes， GSG6，1989：12）。如此一来，在现代文化中的生存的整体意义势必成为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所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在《货币哲学·综合卷》中对“个体自由”“现代生活风格”的阐述均可视为对现代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理解。因此，在书中时常能见到一系列关于货币和宗教的类比以及货币对宗教生活的影响，这并不令人奇怪，这不仅仅是因为货币经济对于价值、意义的稀释作用与宗教维系价值的作用恰恰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两极，而且也因为货币的唯智主义特质与客观宗教的困境同样属于现代文化病症的表现。

要探讨货币与宗教的“形式”相似性，首先需要对西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就涉及他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的理解。斯宾塞式的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信仰在西美尔早期的著作《论社会分工》与《道德科学导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尽管有着明显的达尔文主义倾向，西美尔却拒绝了斯宾塞与孔德对社会学的理解。后两人将社会学视为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科学，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女王，西美尔则认为，为了将社会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社会学须拥有得到明确界定、承认科学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