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兴起一股“宗教热”，主要表现形式是各种宗教的信徒人数不断攀升，弘扬各种宗教的活动方兴未艾，宗教出版物的数量蔚为壮观，研究各种宗教的学者日益增多，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关于宗教热的成因，来自主流意识形态阵营的学者认为它既是内在需求的结果，也是国外渗透的使然。至于如何对其定性，这些学者一方面不得不在肯定宗教自由的基础上，承认宗教有正功能（即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在认定国外渗透的前提下，忧心忡忡地列数宗教热的各种消极作用，而且更强调后者，并因此提出了各种防范应对之策。^[1]这种防范应对非常明显地表现为执政党对高校思想阵地的坚守，对改善政治思想教育的强调与加大投入。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高校教育中的“政治目标”逐渐淡化、让位于培养社会主义优秀劳动者的“经济目标”，大学生的身份认同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如果说，80年代的大学生仍然心怀天下，将整个社会自由与集体的美好作为确定自身定位与价值的定海神针，90年代及新世纪之后的大学生似乎日益失去这种坚固的依靠。随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交错发展，以及多种文化与思想元素（包括如宗教和传统国学文化的热潮）的粉墨登场，对社会实在的感知一向相当敏锐的北京市大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取向呈现出何种态势？这种态势中透露出什么样的宗教社会学的意蕴？我们将以2011年4～6月完成的一项关于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教的态度的调查为基础，对以上问题展开探索，该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或许可以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信息。

一 为什么选择北京市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应该都知道，由北京市大学生发起或者有大学生参与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上一般都颇具感召力和动员能力，从而能使得运动迅速扩大规模，并向纵深发展，达到学生背后的组织者的社会—政治目的。

学生运动史上与宗教无关的典型事例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而与宗教有关的典型事例则是1922年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这一年，在得知世界基督教学生大同盟^[2]（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第十一届大会将于4月在北京的清华园召开后，上海一些学生于2月26日开会，筹备建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于3月9日发布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3]，同时，他们还向北京清华园及全国各校发出通电，宣传其主张。受此影响，北大一批学生于3月11日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并于3月20日发表了通电及宣言。^[4]这篇宣言断定“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因为宗教“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伐异党同，引起战争”，而且与科学真理不相容，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而“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诸教都要重大些。他们的传教方法，比起他教尤算无微不入。他们最可恨的毒计，就是倾全力煽惑青年”。“非宗教大同盟”的宗旨就是“非宗教”。在宣言上签名的有李大钊、李石曾等人，学生领袖则是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金家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5]

北大学生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在行动上并不止于发表宣言，他们还在4月9日在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大会，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大会上发表了讲演，对宗教进行批判，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宗教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和影响。由于“非宗教大同盟”汇集了当时在中国最具影响的各种思潮（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代表人物，承继和发扬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宗教的启蒙传统，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全国很多城市的学校纷纷响应，成立了很多反基督教和反宗教的团体，从而形成了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反基督教高潮。但这次反教运动主要诉诸非暴力性的口诛笔伐，成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因而与义和团有本质上的区别。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一片反基督教和非宗教的声浪中，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如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人于3月31日以发表宣言的方式，大胆而又明确地反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仰自由载在约法。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