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网络关系论”的盲区

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书中，斯达克分析了基督教早期的传播过程。他认为社会网络关系在基督教的兴起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的归信运动建立在社会网络组织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由直接并且亲密的个人关系构筑成的社会构架之上”，“成功的归信运动都掌握了保持开放的社会网络以及向新的临近社会网络靠近并渗透的技巧。一种运动能否在长期内保持其增长率，其关键即在于此。”^[1]他认为，“归信的核心因素是情感依附，因而这种归信行为通常容易在以人际关系为单元的整个社会网络载体上进行——很多学者发现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全世界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运行”^[2]。研究统一教在美国的兴起时，斯达克生动地指出，统一教最初吸纳的几名成员在见到统一教领袖之前“彼此就已经建立了紧密的朋友关系”，在斯达克研究调查统一教时，“她们还没有吸引过任何一名陌生人加入其中”^[3]。

为什么社会关系网络在宗教的兴起过程中如此重要？斯达克从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宗教选择是一种理性行为，可以把宗教“理解为理性的、相当明了情况的行为者选择‘消费’宗教‘商品’，就像他们消费世俗商品时权衡代价和利益一样”^[4]。社会资本对于人们很重要，理性的人总是增加或保持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由人际依恋构成的（定义23）。因此，理性的人在做宗教选择时，试图会保持他们的社会资本（命题29）。^[5]也就是说，在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的视野下，社会关系网络之所以在宗教传播中至关重要，或者成功的宗教传播主要依赖于熟人关系网络，是因为从归信者的角度来看，他更有可能接受具有感情依附的“熟人”给他传播的宗教，因为接受熟人传播的宗教，可以保持甚至强化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督教首先在农村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的基督教是怎样兴起的？斯达克的“网络关系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农村基督教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根据斯达克的理论，我们可以推论：基督教从A村传播到B村主要依托于熟人关系网络，因为A村的基督徒很难直接向B村的陌生人传教，即使A村的基督徒直接向B村的陌生人传教，B村的人也未必归信基督教，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情感依附关系。

但是斯达克的“网络关系论”在解释农村基督教的扩张时也存在一些盲区。目前的农村社区仍然是一个熟人社区，尤其是在一个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都是熟人。正如费孝通所言，“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6]假设某个村庄内出现了一名基督徒，村内的“熟人”可能都会受到他的影响，这名基督徒也可能会向村子内的所有人传教。但传教的结果并不是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归信了基督教，甚至也不是村子里与这名关系最亲近的人归信了基督教。为什么与这名基督徒都熟悉的人中，只有个别人归信了基督教，而其他人没有归信基督教？对此，斯达克并没有进行明确说明，“网络关系论”显然也不能对此作出合理有效的解释，因为在一个村庄内部，同样的熟人关系并没有导致同样的归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斯达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宗教传播的两种模式，并以此解释中国农村熟人社区中的基督教的扩散过程，深化社会网络与宗教传播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本文的以下部分，笔者首先基于斯达克的分析区分两种不同的关系网络，提出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建立分析中国农村村庄内部基督教传播的解释框架；然后运用调查资料具体检验这一解释框架，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二 解释框架：两种不同的传播模式

在分析基督教的兴起时，斯达克提出了一对重要概念：始发性（primary）归信和继发性（secondary）归信。在谈到始发性归信时，斯达克指出：“归信者在自己的归信过程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通常在变为一个虔诚的追随者之前，他们对一项信仰进行过大量的评估，尽管成员间的社会依附关系会对这一评估的形成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对于继发性归信，斯达克认为，归信者在继发性归信中比较被动，是对一种信仰的勉强接受，而且通常情况下是以始发性归信为基础的。他举例说，当A归信了某种信仰，而且其配偶同意“可以一同接受这个选择”，但并不是非常热心，其配偶就属于继发性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