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这个名字，在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心理学家们公认他是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的开创者，被尊为“实验心理学之父”。但如果有人问：他在宗教学领域内究竟有什么贡献？一般人（甚至是宗教学者）大概就会有些茫茫然，说不出个一二三了。应该说，这反映了中国宗教学者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落后。事实是，冯特不仅是“实验心理学之父”，也是“宗教心理学之父”。“宗教心理学”这个学术名称并不是冯特的发明，第一次使用这个名称的是美国人埃德温·迪勒尔·斯塔伯克（1866～1947）^[1]。“宗教心理学”作为近代宗教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中期的兴旺发达之地也在美国，但美国却不是这门学科的发源地，而是从冯特那里学习和引进而来。第一个到冯特的心理学实验室学习和研究的美国人是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1844～1924），是他把冯特的宗教心理学引进到了美国。霍尔指导的博士詹姆斯·H.柳巴，以及威廉·詹姆斯、斯塔伯克等人则把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使之成为颇有影响的宗教学分支学科。在我们弄清了宗教心理学的发展渊源之后，把冯特尊为“宗教心理学之父”，应该不算过誉之词吧！

冯特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1900～1920）从对个体心理的实验研究转到对人类群体的集体意识和社会经验的研究，并写出了达十卷之多的巨著《民族心理学》。为了便于使读者和学者从这部卷帙众多的巨著中掌握其基本思想，冯特又以概要的形式写了《民族心理学纲要》（1912）一书。陆丽青博士这次翻译出版的就是这部著作。

冯特的民族群体心理学独具特色的基本观点就是把人类社会建构的各种文化形式（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看成是社会群体的心理活动的产物及其发展的表现，并认为这些心理产物只能在社会群体的集体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而所谓社会群体，在冯特看来，就是原始时代的民族或部落、英雄时代的民族或国家，也就是他所理解的“民族”。他认为，在民族群体建构的各种文化形式中，宗教信仰居于特殊的地位，对其他各种文化有着特殊的影响。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纲要》的主旨，就是研究民族群体的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据及其发生发展的轨迹，并通过对民族宗教心理与其他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和阐述，力图揭示人类群体（民族）心理活动的发展规律。据此，我们可以说，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的基本性质和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关于民族宗教的心理学研究。译者陆丽青博士把《民族心理学纲要》改名为《民族宗教心理学纲要》，更能表现该书的主旨，是恰当合理的。

冯特关于以宗教心理为中心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他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如：在宗教起源问题上，原始人最早的宗教崇拜对象和宗教观念起源于人类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情绪，由此产生了肉体灵魂观念，从失去灵魂的尸体产生了魔鬼崇拜和相应的巫术活动；在人类宗教的发展问题上，他提出了魔鬼和巫术崇拜时期、图腾崇拜时期、诸神崇拜时期、世界宗教时期的宗教发展四阶段说；在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上，他提出了“文化产品分析法”；在宗教的社会性质问题上，他认为宗教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本质上都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宗教发展的规律体现了民族心理和智慧的一般规律……这一系列观点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宗教学早期开创者缪勒、泰勒、蒂勒、斯宾塞、弗雷泽等人比起来，既有受其影响的雷同之处，也有属于自己的独创之见。百家争鸣，相映生辉。冯特更以对民族宗教的心理学研究，丰富了近代宗教学的内容，推动了它的新发展。

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以前，宗教学术界对这门由西方人创建起来的近代宗教学基本上没有知识。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随着改革的新风，我国的宗教学者才逐渐结束了长期的自我封闭状态，开始了学习和引进的过程，并把在近代宗教学史上有代表性的著名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打开了中国宗教学者的学术视野，启发了我们的思想，推动了我国宗教学术研究的繁荣。我们对宗教学的各个领域（如宗教学的基础理论、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史、宗教哲学等）都有了基本的了解。一批学者还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