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现在来关注义乌穆斯林通婚家庭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时机。随着第一代混血儿的出生与成长，穆斯林群体跨国族际通婚所组成新的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已经延伸到上下两代人生活实体的内部。换句话说，当婚姻事实、亲属扩展、种族绵延与子女抚育种种问题都产生出来，才可以从义乌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活时代和地区标准的文化源头来了解族群交往中宗教文化的现实影响力，以及不同文化载体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到底期待什么以及想要接受什么。

到目前为止，义乌国际小商品城已经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多元文化集聚的特质。西方文化强调的个人自由，中国文化提倡的家庭团体精神，以及伊斯兰文化所保有的宗教范畴内的婚姻制度等多元的关系模式和婚姻理念也都杂糅于一处，使得义乌穆斯林族际通婚不仅表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元现象，同时也引申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问题。鉴于此，笔者的研究只能触及其一隅，局限于已纳入伊斯兰婚姻制度^[1]和中国婚姻法双重法律范围内的通婚家庭的研究。此外，由于义乌穆斯林现象存在的时间段的限制，政府对外籍穆斯林的人口统计及管理也还处于不断规范和完善的过程中，同时由于穆斯林婚姻对宗教仪式的特殊要求，都使得笔者的调查不同于以往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主要借助政府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的力量，而是得力于相关宗教机构和宗教从业人员的支持以及大量的个人访谈。

跨国通婚潮

对于义乌这样一个历史上几乎没有过原住穆斯林的地方来说，当20世纪80年代义乌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品集散地的时候，外来穆斯林就已经悄然进驻。最先来到义乌的是新疆的维吾尔族商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到义乌的小商品针织袜子市场采购以袜子为主的针织品，因为袜子对维吾尔族来说是必备的生活用品。一直以来，维吾尔族妇女的主要服饰就是裙子，各种面料厚度的长筒袜因此成为她们一年四季不可或缺的日用品。除此之外，由于中、南亚诸多国家在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上与中国维吾尔族相近，沿着喀什口岸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开放的贸易中，袜子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主要的外贸商品。顺着这条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穆斯林商人成为了最早来到义乌的外国穆斯林。不过在那个年代，来到义乌的中外穆斯林商人几乎都是行商，而且人数也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才不过有一百多名穆斯林商人定期往来义乌。

上述情况基本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往来义乌的穆斯林商人不仅成倍增长，而且国外穆斯林的来源地也不断扩大，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穆斯林主要国际分布区，即中东、中亚、东南亚和非洲。与此同时，一部分行商开始坐贾，不仅在义乌开办外贸公司或是相关办事处，而且开始长期居留于义乌。随着国外穆斯林的大量入驻，与外贸相关，与常驻穆斯林的生活需求相配套的产业及服务行业也随之应运而生，其结果是对懂阿拉伯语，了解外国穆斯林宗教信仰、生活惯习的务工人员的大量需求，而这恰恰是义乌当地无法满足的。因此随之蜂拥而至的是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东乡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群体。

义乌穆斯林跨国文化认同的深层次表达是跨国族际通婚。通婚主要囿于外国穆斯林男性和中国女性（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之间。一方面，年轻或不便携带家眷的中青年外国穆斯林男性，在中国生活和经商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女性，而这是他们在本国（尤其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经历；另一方面，外国穆斯林商人较多来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或战争频仍的地区，他们中有些想要留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工作，而跨国通婚不仅提供了移民的最佳途径，同时也给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因此，跨国族际通婚在义乌有很高的比例。^[3]

义乌的穆斯林从无到有，到级数的快速增长，经历了一个极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中外青壮年男性穆斯林集聚义乌（2004年前占90%左右），其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8～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穆斯林男性正好大都处于婚龄阶段，而伊斯兰教又提倡适龄结婚，因此，从2001年到2004年，到义乌清真寺请求阿訇念尼卡哈^[4]的族际通婚的人数平均每年为30对左右，并且数量上呈每年稳步递增的趋势。从2004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通过义乌清真寺阿訇念尼卡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