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余年中，深圳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特区的政策效应，由一个边陲渔村一跃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同时也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最集中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截至2009年，深圳共利用外资627.7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66.7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456.3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104.7亿美元。外资通过提供资本、技术外溢、产业演进、制度变迁等多种传导机制影响深圳经济，为深圳经济的起飞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验表明，FDI对于深圳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当明显，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但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以及贫困人口的减少。FDI作为一种资本投入，与国内投资相比，对于整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进而对减少贫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以深圳为例，考察FDI在促进深圳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的同时，对深圳收入分配的影响，特别是对深圳贫困人口就业，以及对深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减贫效应的影响。

文章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FDI引进对当地的收入分配以及减贫效果的讨论；第二部分是对深圳市劳动力阶段特征与FDI产业阶段特征的考察；第三部分是对FDI与贫困劳动者就业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内涵。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FDI对收入分配与贫困人口就业及其收入的影响，学界存在着明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种论点。

（一）观点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效应

该种观点通过理论分析和各种实证研究，认为FDI的引进恶化了当地的收入分配状况，加大了当地的贫富差距，不利于当地的减贫。主要观点来自以下经济学者的研究：

Mundell （1957）分析FDI的目的，认为 FDI首先会流入东道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缺乏比较优势。所以，FDI进入这些产业会扩大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对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贫困人口产生不利的收入分配效应。Belderbos和Sleuwagen（1996）、Blonijen（2005）的经验分析则验证了这种假说。Hossein和John（2002）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如果在东道国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使东道国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拉大收入差距。

Feenstra Hanson（1996，1997）提出了外部采购理论，利用墨西哥的数据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解释熟练劳动工资水平增长的50%，其研究结果发现FDI恶化了墨西哥的收入分配状况。

Changkyu Choi （2004）选取1993～2002年11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收入分配与FDI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FDI增加会扩大收入基尼系数，而且FDI流出对收入不平衡的影响要大于FDI流入的影响。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国内城市或地区情况的分析。Sun （1998）分析了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FDI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范言慧和段军山（2003）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有很显著的相关性。它通过产业链条、外资部门的溢出效应、资金吸引和带动贸易来影响外资部门与非外资部门、外商投资活跃与稀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地区间，尤其是东、西部地区间，与全国的收入差距扩大。

赵伟和赵晓霞（2008）利用了全面开放时期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农民收入及其分化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会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分化程度的降低。FDI恶化了当地的收入分配状况，不利于减贫。

（二）观点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效应

持该种观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理论分析与实践证明：FDI的引进倾向于缩小进入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减少地区贫困。主要的研究有：

小岛清等（1973）提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认为FDI是出于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目的，所以FDI主要流入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在这种情况下，FDI会增加对于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和提高他们的工资，缩小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对贫困人口产生有利的收入分配效应。

Bornal（2004）运用美国1982～1997年的Panel数据，对各洲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表示）的影响因素如宏观、政策和人口特征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美国东北部，FDI流入显著减少其他地区的收入